著作權對于普通人來說可能比較遙遠，但是并不能表示我們可以忽視它。相反，簽訂正規的著作權合同對于社會文化創作的良性發展大有裨益。那么，著作權許可合同簽訂流程是什么，相關要素有哪些?為此，小編在下文中整理了該問題的相關資料，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著作權許可合同簽訂流程是什么，相關要素有哪些?

一、合同的原則——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

當事人意思自治，也即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更是現代民法的三大基石，然而這一原則不可動搖的統率地位在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中受到了種種挑戰與限制，這與該原則在整部合同法中的處境別無二致，有人甚至就此下了“契約已經死亡”的斷語。

為什么要對當事人締結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的自主意志加以限制?依筆者之見，主要原因恐怕是不加限制的合同自由原則可能會導致許可使用合同的硬化與強勢權益的絕對化，從而損害勢力較弱一方的利益，造成作品的正常傳播受限。也就是說，在經濟完全自由的制度中，談判能力不同的人之間自由達成的共識未必是符合公平正義的。當法律對簽訂合同的干預旨在用真正的平等取代法律平等來恢復締約各方之間的權利義務平衡時，這種干預便起到了一種引導性的、有益的和確保分配公正的作用。

概而言之，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限制和剝奪了某些合同當事人決定是否訂立合同以及選擇合同相對方的自由。如我國著作權法第16條對職務作品的作者行使著作權所限定的時間與范圍(下文將詳細論述)。

(2) 規定了一些強制性的條款，當事人不得排除其適用，或規定當事人相反的約款一律無效。如我國著作權法第22條和第23條所規定著作權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許可。

(3) 法官開始越來越多地運用誠實信用、公序良俗、情事變更等法律原則來排除當事人意思自治而直接調整合同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從而完成了由契約自由到契約合理化、社會化的轉變，亦即完成了個人自覺到社會自覺的飛躍，實現了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動的解放”。

(4) 在合同解釋方面奉行狹義解釋規則，即著作權許可使用應只限于合同中明文規定的使用范圍和使用方式，不可以任意拓展到合同文字以外的范疇。如我國著作權法第26條規定，許可使用合同和轉讓合同中著作權人未明確許可、轉讓的權利，未經著作權人同意，另一方當事人不得行使。又如法國法第L.122—7條(原第30條)明確規定，表演權的轉讓不包括復制權的轉讓，反之亦然;該條還規定，某一項權利的全部轉讓應以合同規定的使用方式為限。再如西班牙法第43條第1款也規定，按生前契約進行的作品使用權的轉移，應局限于已經轉讓的權利和明文規定的使用方式;該法第57條第2款還規定，“為每種不同使用方式進行的權利轉讓，均應具有獨立的文件形式”。這項規定的目的不是按締約各方所能確定的每一種使用方式來無止境地增加文件，而是使立法者特意訂出的、關于在不同合同中考慮的使用方式的法律規則，不因使用以籠統的言詞表達的某種權利轉移而受到損害。

二、合同的成立、生效及效力

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的成立，遵循合同法的一般原理。所以，只要雙方當事人就主要條款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告成立，這與普通合同別無二致。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作為一種諾成性合同，一般只要合同成立即告生效，不過也不排除雙方當事人就合同何時生效的問題附加一些條件或期限，比如約定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自作品交付之日起生效，或者自合同簽訂多少日后生效等。就未來作品的許可使用，還有約定自作品創作完成之日起合同生效的。

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有效和無效的關鍵主要取決于合同是否界定了許可的時空適用范圍和用途。首先，許可的時空不能超越著作權的時空，因為被許可人的使用權來源于著作權人，如果著作權人自身都沒有相關的權利，他還怎么許可他人使用呢?所以，不僅是許可的時空不能超越原著作權的問題，而且是許可的時空必須短于或小于著作權所處的時空;其次，許可使用的用途必須合法，必須有利于促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健康發展，必須不違背公序良俗，否則，合同將歸于無效。對此，法國法第L.131—6條第1款(原第31條第3款)以及西班牙法(第43條第1款)都做了類似的規定。西班牙法(第43條第2款)還進一步指出：“權利轉移如未提及期限，則限于5年，如未指明領土范圍，則限于訂立合同所在的國家。倘若未指明使用作品的任何具體方式，轉移范圍則限于合同本身必然產生的、為實現合同目標而必不可少的范圍。”

實踐中，影響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之效力的因素和情形其實還有很多，這里再略敘一二：

(1) 首先是著作權本身必須合法有效，倘若沒有有效的著作權，則許可協議將因缺乏對價而不能達成。此外，如果一方試圖就已經處于公共領域的資料堅持要簽訂“許可協議”，并向處于弱勢的另一方強索使用費，則可能會觸犯反壟斷法。如果未來的許可人與其預期的被許可人的顧客或供應商聯系，聲稱具有將被“許可”的標的上的獨占權，而實際并無有效的著作權存在，那么該人也將可能因欺詐而被追究侵權責任。

(2) 合同的效力不能擴展到在簽訂合同時尚不存在或尚不為人所知的使用方式或傳播手段。這一原則同樣源于對使用合同的狹義解釋規則，與上文論及的“許可使用只限于合同中明文規定的使用范圍和使用方式”的原則有著相同的理論淵源，它們的不同在于：該使用范圍或方式在合同中有明文(也許比較籠統)約定，但在簽訂合同的當時尚沒有出現這種使用方式或傳播手段，所以完全有理由認為當時并不包括該傳播方式和手段。這一條合同效力的認定規則及合同解釋規則提醒我們：必須分清屬于作者的總的使用權(包括作品創作時及隨后的所有可能的使用形式)和使用者享有的使用權，同時應根據現有的使用范圍確定報酬，因為未來的情況由于技術進步的速度令人眩暈而變化莫測。所以如果允許合同可以擴展到訂立合同時尚不存在的使用方式，那么許可使用的基礎就會發生不利于作者的微妙變化，導致作者利益與公眾利益的失衡。

(3) 寫明作者承諾今后不創作任何作品的條款無效。因為這樣的約定剝奪了作者的人格權益，顯然是為了滿足被許可人的一己私利而阻礙整個社會的進步。

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一旦基于上述原因之一被界定為無效，緊接其后的便是如何處理因合同無效而產生的各類糾紛。原則上應是雙方返還加各自按責任大小賠償損失，困難(它們都是由著作權的無形性所帶來的)主要有二：首先是著作權的返還并不像當初授予著作權時那樣有個相對清楚的交接過程(主要指的是尚未發表的作品，已公開的作品的授予也是形式意義上的)，它更多地體現為被許可人今后不再利用該著作權的一種承諾和擔保;其次，著作權的返還也不一定追求完全或完整，本著將雙方當事人的損失減小到最低限度的目的，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都規定，因合同產生的剩余復制品仍可以由被許可人在原有的銷售范圍內繼續處理，但是作者有優先獲取這些復制品的權利。

三、合同的標的

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的標的是著作財產權，而不是作品的物質載體。所以當作者出售其有形作品時，購買者所取得的只是作品的物質載體，并沒有取得著作權法授予作者的權利。著作財產權貌似一項權利，實質卻是一個“權利群”，它主要由復制權、演繹權、傳播權(或稱表演權)等三大部分組成，然后這些權利可按任何一種適合雙方需要的排列組合方式被授予或者被保留。著作財產權還可以與其他知識產權，包括專利、商標、商業秘密等組成“權利群”的集合一并進行許可使用。未來作品的著作財產權一般并不成立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或著作權轉讓合同的標的，除非該作品已處于“尚未完成”狀態，而不再是“尚未識別”的作品。

(1) 復制權是著作權中的一項基本權利，既包括傳統的印刷復制，也包括現代的將作品固定在磁帶、光盤和計算機的內存中，還包括讓平面的作品體現為立體的形式(如建筑設計與建筑物)或者讓立體的作品體現為平面的形式。具體由狹義的復制權、發行權和出租權構成。

(2) 演繹權是授權他人在自己作品的基礎上制作演繹作品，如翻譯、改編、拍攝成電影電視劇等。具體包括狹義上的演繹權、翻譯權、改編權、攝制權和匯編權。

(3) 傳播權或表演權，是以各種表演手段傳播作品，不僅包括一般所說的舞臺表演或傳播，還包括通過廣播、電視、衛星的機械表演或傳播，以及轉播設備、音響設備和放映設備的機械表演或傳播。具體包括公開傳播權、表演權、放映權、廣播權、展覽權以及信息網絡傳播權。

此外，我國著作權法未做規定的所謂“公共借閱權”和“追續權”也是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的當然標的。

四、合同的形式

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一般應以書面形式予以確認。其書面形式主要有二：一是協議，二是許可證。從根本上講，許可證就是一種合同，它同樣受合同法的調整，但是許可證與普通協議又不完全一樣，它有一種權利人占據主動的授權的意思隱含在內，所以除了合同法以外，為了避免著作權人權利的濫用，它還受著反壟斷法的調整與控制。

然而相關的判例與理論卻認為，“并非必須正式授予許可才能達到許可使用的目的”，不履行訂立書面合同義務本身并不應導致合同失效，因為在作品的使用方面，有經常回避以書面形式確認合同的廣闊領域。由此，是否允許口頭形式或默示形式的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存在呢?口頭合同自不待言，所謂默示合同，則是指不需要具體的意思表示，單憑雙方的事實行為即可成立的合同。它可以僅僅根據書面文件中的條款或者當時的情形而產生，也可以根據當時情形與明示條款相結合而產生。

根據我國合同法第10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這里的“其他形式”在字面上顯然已包含了默示方式，而且可能主要指的就是默示方式。合同法第10條第2款則進一步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采用書面形式的，應當采用書面形式。當事人約定采用書面形式的，應當采用書面形式。”結合具有行政法規性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3條所規定的“使用他人作品應當同著作權人訂立許可使用合同，許可使用的權利是專有使用權的，應當采取書面形式”，筆者的理解是，在我國，法律、行政法規也沒有像對待著作權轉讓合同那樣強調所有的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必須訂立書面合同，也就是說法律并沒有禁止非專有性質的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以口頭形式或其他形式存在，另外，即使獨占許可使用合同當事人未按要求簽訂書面合同，還可審查雙方的事實行為是否符合合同法第36條和第37條所規定的“一方已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要件，如果符合，仍可推定合同成立。據此，筆者的結論是：法律不僅應當承認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的口頭形式，更應認可其默示表現。

用以決定是否可以從當時情況或文件中得到默示許可的基本標準，就是人們所熟悉的合同法中的理性人標準，“與任何其他的默示合同一樣，默示許可產生于當事人的客觀行為，而一個理性的人可以將此作為一種暗示，認為已經達成了一個協議。”根據這個一般標準，默示許可是依據各種情況而得出的，包括當事人的行為、可適用的書面協議或信件中的條款或內容、當事人的合理期待、公正與平等的指示以及著作權制度賴以建立的各種背景。所以，想要在某起訴訟結束之前肯定地預測是否存在默示許可通常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相關要素有哪些的詳細內容，希望對您有所幫助。簡單來說，著作權許可合同的簽訂在尊重知識的社會中尤為重要，它對于引導人民尊重知識、尊重勞動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