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加重犯的認定歷來是刑法理論和實務界爭論較大的一個問題。本文中，作者從結果加重犯的概念及特征談起，提出結果加重犯一般須具有“行為人實施了基本故意犯罪”、“造成加重結果”、“基本犯行為與加重結果之間必須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主觀上須有罪過”四個特征，我國刑法中的結果加重犯可以分為“基本犯為故意，加重結果為過失”及“基本犯為故意，加重結果既包括故意又包括過失”兩種類型。最后，作者根據結果加重犯的基本理論，對司法實踐中容易產生混淆的兩個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有“后果嚴重”、“后果特別嚴重”規定的并不一定都結果加重犯，我國刑法中目前并不存在基本犯為過失的結果加重犯。供參考。

一、結果加重犯的概念及特征

所謂結果加重犯，是指實施了符合基本的故意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又過失或故意地引起了基本犯罪構成結果以外的加重結果，刑法規定加重其法定刑的犯罪形態。

結果加重犯作為一種特殊、獨立的犯罪形態，一般應具備以下構成要件：1、行為人實施了基本故意犯罪。基本犯是構成結果加重犯的前提條件。行為人必須實施了符合刑法分則明文規定、可罰的基本故意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并引起法定加重處罰的結果，才能構成結果加重犯。如果沒有基本犯罪或基本犯罪不是故意犯罪，則無結果加重犯可言。2、造成加重結果。加重結果是構成結果加重犯的必要條件之一。沒有造成基本犯罪構成要件以外的加重結果，同樣也不能認定構成結果加重犯。該加重結果必須是基本犯罪構成要件以外的超出基本犯罪罪質范圍的結果;加重結果只能依附于基本犯罪，不能成為獨立意義的犯罪;該結果必須是刑法明文規定加重法定刑的結果。3、基本犯行為與加重結果之間必須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基本犯罪行為與加重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是判斷結果加重犯成立與否的客觀依據，如果沒有這種因果關系的存在，則不存在結果加重犯問題。同時，該因果關系也是認定行為人對加重結果承擔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之一。按照刑法理論通說，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是指行為與結果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系或合乎規律的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應當注意的是，結果加重犯中的因果關系并不包含基本犯罪行為與基本犯罪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也不包含基本犯罪行為以外的行為或因素與加重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4、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主觀上須有罪過。行為人對于加重結果主觀上有罪過，體現了意識責任作為歸責原則的現代刑法理念，是我國刑法主客觀相統一基本原則的要求，也是行為人對加重結果承擔刑事責任的主觀基礎。對于加重結果，行為人主觀上須有罪過，至少是過失，在特殊情況下還可以包含故意。如果行為人對加重結果既無故意也無過失，則不成立結果加重犯。

二、對我國刑法規定的結果加重犯條文的分析

我國刑法分則中涉及結果加重犯規定的共有16個條文17個罪名，分布在刑法分則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第五章侵犯財產罪，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十章軍人違反職責罪中。主要集中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在第四章中涉及6個條文6個罪名，在第六章中涉及4個條文5個罪名。分列如下：第121條劫持航空器罪(第二章);第141條生產、銷售假藥罪、第144條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第三章);第234條故意傷害罪、第236條強奸罪、第238條非法拘禁罪、第239條綁架罪、第257條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第260條虐待罪(第四章);第263條搶劫罪(第五章);第318條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第321條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罪、第336條非法行醫罪、非法進行節育手術罪、第358條強迫賣淫罪(第六章);第443條虐待部屬罪、第445條戰時拒不救治傷病軍人罪(第十章)。根據刑法分則對上述16個涉及結果加重犯的分則條文的規定情況，如按對加重結果的罪過形式加以區分的話，基本可以分為兩類：

(一)基本犯為故意，加重結果為過失的類型。

刑法第234條第2款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刑法第238條第2款非法拘禁致人重傷、死亡的;刑法第239條第1款綁架致被人死亡的;刑法第257條第2款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致人死亡的;刑法第260條第2款虐待致人重傷、死亡的;刑法第318條第1款第3項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造成被組織人重傷、死亡的;刑法第321條第2款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造成被運送人重傷、死亡的;刑法第336條第1款非法行醫造成就診人身體健康嚴重受損害或死亡的，刑法第336條第2款非法進行節育手術造成就診人身體健康嚴重受損害或死亡的;刑法第443條虐待部屬致人死亡的;刑法第445條戰時拒不救治傷病軍人造成軍人死亡的。

(二)基本犯為故意，加重結果既包括故意又包括過失的類型。

刑法第121條劫持航空器致人重傷、死亡的;刑法第141條第1款生產、銷售假藥致人死亡或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的;刑法第144條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致人死亡或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的;刑法第236條第3款第5項強奸致人重傷、死亡的;刑法第263條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刑法第358條第1款第5項強迫賣淫致被強迫賣淫人重傷、死亡的。

從上述分類情況看，我國刑法中規定的結果加重犯多數屬于純正的結果加重犯，即基本犯為故意，加重結果為過失的類型，共10個條文，11個罪名。少數屬于不純正的結果加重犯，即基本犯為故意，加重結果既包括故意，又包括過失的類型，共6個條文，6個罪名。

三、正確認定結果加重犯應注意的兩個問題

我國刑法總則對結果加重犯未作明確規定，只是在刑法分則中對一些具體犯罪發生重結果作出了加重其刑罰的規定，如刑法第234條第2款規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即為典型的結果加重犯。從刑法分則中的具體規定來看，情況比較復雜。由于對結果加重犯的概念、構成特征和罪過形式等問題的認識各有不同，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于刑法分則中那些條款屬于結果加重犯，哪些條款不屬于結果加重犯有較大分歧。

(一)有“后果嚴重”、“后果特別嚴重”規定的是否都是結果加重犯。

有學者認為，從我國新刑法大量增加的結果加重犯的規定來看，大約涉及70多個條文的80余種罪名。有的重結果內容具體明確，有的則是以概括性很強的“后果嚴重”或者“后果特別嚴重”來表述。 筆者對此觀點持否定態度。對刑法中“后果嚴重”、“后果特別嚴重”等概括性規定，必須仔細分析、慎重判斷，不能輕易評價為結果加重犯的加重結果。根據前述結果加重犯的概念和構成特征，作為構成結果加重犯的必要條件之一，加重結果必須是基本犯罪構成要件以外的超出基本犯罪的罪質范圍的結果。以刑法第136條危險物品肇事罪為例，該條規定：“違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蝕性物品的管理規定，在生產、儲存、運輸、使用中發生重大事故，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從邏輯概念上理解該條，如果違反了條文中所列的管理規定，導致發生重大事故、造成“嚴重后果”時，就不會出現該條后款規定的“后果特別嚴重”。反之，如果因違反規定導致特別嚴重后果發生時，也就不存在前款中的嚴重后果，對行為人可直接適用后款加重法定刑。此時該特別嚴重結果，仍只是危險物品肇事罪基本行為的結果，而不是基本犯罪的構成結果以外的加重結果。而強奸致人重傷、死亡，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造成被組織人重傷、死亡等結果加重犯中的重結果均為基本犯罪的構成結果以外的加重結果;從結果的罪質性質上看，正如有學者指出：“加重結果是指法律規定超出基本犯罪的罪質范圍的結果，換言之，指他罪結果。” 結果加重犯的加重結果均超出了基本犯罪的罪質范圍，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致人死亡，該致人死亡加重結果的罪質性質已超出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基本犯罪的罪質范圍。而刑法第136條后款中的“后果特別嚴重”，并不是與前款罪結果有明顯區別的他罪結果，在罪質性質上沒有超出前款罪的罪質范圍。因此，刑法第136條后款中的“后果特別嚴重”，不是基本犯罪的構成結果以外的加重結果，也沒有超出該條基本犯罪的罪質范圍，而只是該條基本犯罪的構成要件。這與已經達成共識的刑法第234條中故意傷害致人重傷，雖然適用法定加重刑，但不是結果加重犯的道理是完全一樣的。另外，我們對結果加重犯的加重結果，一般理解為應是一種“單項指標”，而對“后果嚴重”、“后果特別嚴重”中的嚴重或特別后果，一般理解為“綜合性指標”，而非“單項指標”。對此，很多刑法學者也均已認同。

另外，針對刑法第123條(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第119條(破壞交通工具罪、破壞交通設施罪、破壞電力設備罪、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中所出現的“造成嚴重后果”并加重刑罰的規定，我們認為，結果加重犯理論中的所謂“加重結果”一般總是相對于另一個輕結果而言，如果基本犯的構成要件中不要求實害結果，僅要求足以造成某種實害結果發生的危險狀態的話，無論最后出現什么“嚴重后果”，都只是一個結果，并無輕重結果可言。所以，該兩條中加重刑罰的規定仍不是結果加重犯。

(二)是否存在基本犯為過失的結果加重犯。

有學者還提出，我國刑法分則中有基本犯為過失的結果加重犯規定的適例，如刑法第136條(1979年刑法第115條)、刑法第131條、 第132條、第138條、第139條、第334條、第338條、第339條、第436條等。 這一觀點得到相當一些學者贊同，并認為還有刑法第133條交通肇事罪也是這一類型的結果加重犯。對這些刑法條文中有“后果嚴重”、“后果特別嚴重”等概括性規定的，前面已作分析并得出結論，這些條文并非結果加重犯的規定，在此不再贅述。下僅就刑法第133條交通肇事罪、刑法第131條重大飛行事故罪這兩個沒有“后果嚴重”、“后果特別嚴重”規定的條文，來考量刑法分則中是否有基本犯為過失的結果加重犯。

刑法第133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物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們認為，該條中第二段規定的明顯是情節加重犯。從該條第三段規定內容來看，應當理解該“致人死亡”的結果是因逃逸行為而引起。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規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可見，該“致人死亡”的加重結果與“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基本犯行為沒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故刑法第133條不是結果加重犯的規定。

對于刑法第131條重大飛行事故罪，如前所述，結果加重犯的加重結果與基本犯結果之間應有異質的區別，如強奸致人重傷、死亡，搶劫致人重傷、死亡，故意傷害致人死亡，非法拘禁致人重傷、死亡等。而刑法第131條的前款：“航空人員違反規章制度，致使發生重大飛行事故，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的輕結果“發生重大飛行事故，造成嚴重后果”與后款中的重結果“造成飛機墜毀或者人員傷亡”兩者之間，實際只是重大飛行事故后果的嚴重程度的不同，沒有異質區別，后款中的重結果并未超出前款基本犯罪的罪質范圍。另外，結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與基本罪結果因罪質性質不同的原由，往往都有并存的可能。但在刑法第131條中，前款中的輕結果情形與后款中的重結果情形，兩者不可能并存。因此，刑法131條也不是基本犯為過失的結果加重犯。

綜上，筆者認為，從我國現行刑法分則的條文規定來看，沒有基本罪為過失的結果加重犯的適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