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屢次反傾銷的原因很多，包括國內外因素、主客觀因素以及經濟和法律因素。（1）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的根源在于，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其市場經濟仍處于重要的轉型期，各項指標均處于積累階段；另一方面，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時，迫于談判壓力，勉強同意在15年內對其出口商品的反傾銷案件中被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因此，中國的出口貿易處于不利環境。在處理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出口時，它被許多國家“包圍、追逐和封鎖”；對外貿易也由巨額順差轉為逆差，給國際市場的發展帶來了極其嚴重的障礙。此外，許多國家在處理反傾銷案件的過程中，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隨意選擇商品的“替代國”，導致用馬來西亞勞動力、印度煤炭價格和恒河運費計算中國產品正常價格的荒謬做法，導致傾銷判決的不公平。中國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透明度低，產品的市場定位不準確，使其在應訴中失去了主動和被動地位。可以說，“非市場經濟地位”不再是簡單的市場經濟標準問題，而是“現實政治”的工具。因此，中國在消除歧視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二）反傾銷已成為保護貿易的主要“借口”。GATT與WTO多邊貿易談判后，WTO成員的關稅稅率大幅降低，配額、許可證等傳統非關稅措施逐步取消。因此，關稅壁壘的作用正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更有效的貿易壁壘，如反傾銷、反補貼、技術壁壘等。反傾銷作為一種重要手段，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已成為21世紀國際貿易壁壘的主要形式。（三）中國企業的現狀。處于轉型期的中國企業已經趕上了各行業的快速發展。他們大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科技含量低、投資少、見效快的粗放型經濟中。此外，中國勞動力價格相對較低，這使得產品形成價格優勢，易于進入國際市場。因此，外國普遍認為“中國的東西相對便宜”。此外，國內企業受自身資金、技術、法律等因素的限制，對反傾銷投訴的回應不太積極，市場信息本身是不對稱的，對相關法律法規知之甚少，降低了國內企業勝訴的概率

（四）中國法律現狀中國反傾銷法起步較晚。1997年3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正式頒布，使中國的反傾銷工作有法可依。《條例》的實施，對于維護公平貿易和競爭秩序，按照WTO規則保護國內產業，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實施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立法技術和經驗上的缺陷。因此，為了適應加入WTO后反傾銷工作的新形勢和新要求，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補貼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障措施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反傾銷條例是我國對外貿易法律制度和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頒布標志著中國反傾銷法律體系與WTO規則的全面融合。此外，中國的預警機制和相關法律不完善，對外國法律了解不多，缺乏相關法律人員，政府的反傾銷應急處理機制和快速反應機制不完善，缺乏專業的信息反饋和處理機制，與國內企業缺乏必要的溝通和聯系。從政府角度看，我國反傾銷法仍不完善，立法缺陷明顯，立法水平低，法律效力弱，時效性差。因此，政府應加強反傾銷立法，結合WTO規則，盡快解決法律依據問題，使企業在應訴時有法律依據。同時，我國政府應盡快建立預警機制、應急機制和特殊處理機構，以便快速反應，在短時間內制定有效的應對措施，改變過去被動挨打的局面。加強專業法律人才培訓，提高辯護能力和技能，掌握國外相關法律

從企業角度看，首先，反傾銷調查要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如果企業不積極應訴或不配合調查機關，很容易錯失最佳辯護機會。根據原外經貿部的應對規定和“誰應對，誰受益”的政策，以及外國調查機構對應訴企業的“單獨裁定”，應訴企業可以通過應訴獲得競爭優勢，繼續出口，而不響應的企業將不再繼續出口或受到限制。因此，企業必須積極應對，迅速應對，否則將面臨高額反傾銷稅，限制出口，并可能退出國際市場。其次，我們應該聘請當地經驗豐富、友好的律師來辯護和處理案件。由于當地律師與相關部門有很多人事關系和業務聯系，更重要的是，他們熟悉當地法律和復雜的訴訟程序和程序。一般來說，只有當地律師有權在宣誓后查閱與本案有關的文件和材料，尤其是機密材料，以便更有效地進行辯護，并取得對我有利的結果。當然，最好是中國人，他們既熟悉東道國和中國的國情，又了解中國法律和東道國法律。最后，企業必須在反傾銷起訴前做好調查準備。明確反傾銷的對象，認真、及時地填寫有關國家反傾銷機構發出的查詢和調查。同時，要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與國內同類企業共同應對訴訟，提高勝訴概率。此外，在選擇“替代國”時，我們必須選擇與中國企業水平接近的發展中國家，以避免過度的反傾銷稅。在調查、聽證、行政復議和辯護階段，我們必須積極配合，爭取當地進口商和最終用戶的支持。總之，面對反傾銷案件，一方面，中國應積極應訴，爭取更大的權益；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以此為契機，盡快提高中國產品的全球化程度。同時，加大自主知識產權的開發和創新力度，力爭在世界經濟貿易浪潮中達到更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