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6日，原告某貿易有限公司與被告某建筑有限公司簽訂供銷合同，約定建筑公司向貿易公司購買鋼材，用于建筑公司承建的房屋工程。合同規定：所供貨物的具體數量、型號、規格、單價以交貨單為準；施工單位自收到貨物之日起60日內結清貨款；違約金按所供貨物總額的1‰計算。合同簽訂后，貿易公司履行合同，向建筑公司供應貨物203噸，貨值107萬元。由于建筑公司未能支付上述款項，貿易公司于2014年6月3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被告建筑公司辯稱，對原告陳述的事實和貨款數額無異議。合同違約責任無異議，但開發商不支付工程款，造成資金短缺，且約定的違約金過高，故要求減少違約金。糾紛焦點：本案審理中，雙方約定的違約金是否過高、違約金過高的舉證責任分配、法院是否需要調整等問題存在分歧。一種觀點認為，雙方當事人約定的違約行為取決于意思自治，原告應就違約金是否過高承擔舉證責任。在本案中，處罰并不“過高”，因此法院對其進行了調整，以違反合同自由原則。另一種觀點認為，本案雙方約定的違約金明顯過高，不應將舉證責任分配給原告。同時，本案一方當事人（被告人）提出調整請求，法院應當予以調整，不違反合同自由原則。筆者原則上同意第二種觀點，即本案雙方約定的違約金過高。由于當事人約定違約金的判斷標準過高，法院應以違約造成的損失為依據，綜合考慮合同履行、當事人過錯、預期利益等綜合因素，根據公平和誠實信用的原則進行平衡。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超過造成損失的30%的，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中，一般可以認定為“高于所造成的損失”。對于約定違約金是否過高的舉證責任分配，筆者認為無論違約金是否過高，違約方首先應承擔索賠責任，然后承擔舉證責任，使法院合理懷疑違約金是否過高。法院對量刑是否過高有合理懷疑后，可以將舉證責任分配給守約方，守約方對其實際損失承擔舉證責任。最后，法院將根據守約方的實際損失進行判決。需要注意的是，設立違約金的目的是免除違約損失的舉證責任，因此不宜對守約方的舉證要求苛刻。

鑒于約定刑過高，法院是否必須調整，筆者認為應當詳細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論。違約金的調整應堅持“當事人申請調整為主，法院主動調整除外”的原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應當根據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也可以約定違約金的計算方法違約造成的損失賠償。由此可見，只要當事人對違約金的約定是意志的真實表達，其效力就應當得到肯定，法律應當充分尊重和保護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時，該條第二款規定，約定的罰款低于或者高于造成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增加或者適當減少。本條賦予當事人請求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調整的權利，但調整的前提是當事人應當主動申請。當事人未明確提出調整違約金的，因合同關系是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即使違約金數額過高或者過低，當事人自愿接受，應視為放棄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法院不應主動代表一方當事人行使訴訟請求權。當然，如果合同當事人的違約金涉及公眾、國家等利益，即使當事人沒有要求調整，法院也有必要主動介入。

合同一方通過訴訟或仲裁申請調整違約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在確定違約金時，應當首先確定違約造成的損失，并根據實際損失綜合權衡合同履行程度、當事人過錯、預期利益等因素。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可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高于造成的損失的，可以適當減少。同時，調整超額違約金并不違反合同自由原則。以契約自由為代表的意思自治是民商法的基石。現代契約觀念充分尊重當事人的契約自由權，但契約自由并非絕對的。當事人事先約定違約金是合同自由原則的體現。我們必須尊重它，但約定的違約金應當合理，符合民法的公平和誠實信用原則。在尊重當事人自由約定違約金的前提下，為了保證合同的善意履行，防止當事人濫用合同自由原則，當約定的違約金過高時，國家有必要進行干預，這也符合契約正義理論的要求。而且，對超額違約金的調整一般是以合同當事人的適用為依據的。法院行使有限的介入權，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充分體現了合同法關于違約金的價值取向，即兼顧自由與公正。在本案中，筆者認為雙方約定的違約金計算標準為每天供應貨物總額的1‰，根據本案的具體情況應認為過高。因此，應依法調整違約金的計算標準。同時，原告沒有提供證據證明罰款是否高于損失太多，因此原告的損失實際上是對方逾期支付鋼材所造成的利息損失，法院應在此基礎上依法予以減少。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