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認為在刑事判決中引入侵權人賠償數額的確定標準是合理的。筆者對此表示懷疑：

首先，知識產權犯罪的結果要件包括“銷售金額”或“非法所得”。但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相應要件是“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可見，“非法所得”和“重大損失”應當是刑法中兩個獨立的后果要件。在刑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涉嫌將“重大損失”擴大到包括“非法所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規定，權利人的非法所得10萬元，損失50萬元，屬于同一財產量刑情節。因此，“非法所得”與“權利人損失”不是同一個概念。在侵犯商業秘密罪中，“重大損失”是指犯罪嫌疑人的利潤，即違法所得，特別是同等數額的“重大損失”。p> 其次，確定賠償數額的前提是債權人的損失“難以計算”。以侵權人的利益來確定賠償數額，實際上是計算權利人損失的一種推定方法。適用這一推定認定“重大損失”的依據之一，來自于對侵犯商業秘密罪起訴標準的修改：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01年發布的《關于經濟犯罪起訴標準的規定》第六十五條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起訴標準是給權利人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50萬元以上。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頒布《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時，將“直接經濟損失”修改為“損失”。學者們普遍認為，當前侵犯商業秘密罪中的“重大損失”不僅包括直接經濟損失，還包括間接經濟損失。根據199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審判）標準的規定，所謂“間接經濟損失”包括“在正常情況下能夠獲得的利益”。有學者認為，犯罪嫌疑人因商業秘密而獲得的利益屬于權利人能夠獲得的利益，因此屬于權利人的間接經濟損失。原因是，當市場需求相對固定時，商業秘密的收益往往被消除。筆者認為，犯罪嫌疑人的利益是權利人收入的減少或增加，刑法是否允許推定存在問題。同時，即使允許推定，實踐中是否需要證明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與債權人的“重大損失”之間的相應定性和定量關系，仍然是一個問題？可以肯定的是，二者之間的關系是1比1，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直接從犯罪嫌疑人身上獲利，直接確定對人的“重大損失”。事實上，即使在民事案件中，當事人對現有利益喪失的證明，特別是預期利益喪失的必然性，也有很高的要求。在這方面，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規定》第二條中也規定：“被害人因犯罪行為而遭受的物質損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為而遭受的實際損失和不可避免的損失。”，必須證明現有利益的“必然性”。民事訴訟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對證據的要求非常高。在刑事訴訟中，直接認定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與權利人的“重大損失”之間的因果關系過于粗糙。是1比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