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二審兩個審級的意義，在學理上有不同認識，即“一審集中(中心)主義”與“二審集中(中心)主義”。“注重第一審之審判，而第一審之審判為全部刑事審判程序之最重要者，則稱為第一審集中主義;反之，注重第二審之審判者，則稱為第二審集中主義。”

在制度與學理上有重視二審的主張，是因為二審有一些一審所不具備的有利條件。普遍認可的是：二審法官作為高審級法官，資歷更長，素質更高，經驗更為豐富，而且身處上級審，視野更為開闊，因此能夠更為準確地把握案件的事實和法律問題。此外，不同的國家還有一些其他的有利條件。如在有的國家，一審審理采獨任制，而二審采合議制，二審審判組織形式更有利于防止審判錯誤。在有的司法制度中，由于司法不獨立，一審處于案發當地，審判更容易受當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而上級審則可消除或降低這種影響，因此公正審判的條件優于一審。

不過，就事實審審理，通說認為：“事實審理于第一審為中心”。

從比較法的角度看，“有權利就有救濟”，因此二審程序是對一審程序的必要救濟。然而，救濟內容與范圍卻因法律和事實問題的不同而有區別。二審對一審法律問題的救濟系全面救濟，體現出普遍性和深刻性;而在事實審方面則是有限救濟，體現出重視和尊重一審審理的一般理念。事實審理上二審救濟的基本原理，是考慮一審程序的正當性程度，一審程序的正當性程度越高，二審的事實審救濟范圍就越小。因此無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凡是嚴格遵循正當程序的重罪案件審判，如美國的陪審團審判的一審案件，英國的刑事法院審理的一審案件，德國州法院和州高等法院審理的一審案件，其二審審理都不再進行事實審。[4]在法國，對重罪法庭判處的案件和部分違警罪案件不能上訴，因為重罪法庭是由3名法官和9名陪審員共同審判的，是人民的審判，且該判決不需要說明理由。[5]而在較低級的法院，采用正當性不高的程序所審理的案件，才允許進行重復的事實審理。

正是由于普通程序中二審救濟在事實審方面的有限性，事實審以一審為中心，是由普遍的立法例所體現的一般原則。而且，歷來重視上訴審功能，司法制度具有“科層制”特征的大陸法系國家，在司法改革中也將強化一審，限制二審的事實審功能，作為改革的方向。例如，德國在2002年，一改將“上訴權”作為公民基本權利和二審作重復的事實審理的傳統，將上訴程序重構為一種救濟機制，即錯誤控制與糾正機制，實現了上訴程序的功能轉化，審級制度的內部機理也發生了改變。

以一審為事實審的中心和重心，理由主要有二：

其一，不同審級的不同啟動條件和功能決定了一審的重要性。因為對起訴案件，一審是必審，二審是可審。未經一審，就不能進入二審，因此一審是基礎。而二審是由任意性上訴權啟動，“案件未經當事人上訴時，只有第一審之審判，并無第二審之審判，此所以應特別重視第一審之審判。”

而且從功能上看，一審是回應全部公訴與辯護的主張的全面審理和充分審理，而二審及以上審級是糾錯審，救濟審，雖然不可或缺，對部分案件能夠發揮重要的防錯糾錯功能，但畢竟屬于救濟性審理，難以實現其保障案件質量的基礎性作用。而只要有堅實可靠的一審審理，案件質量即可保障。

其二，在事實審方面，一審(主要是指一審庭審)具有最好的審判條件。這是在事實審方面強調一審重要性的實質性理由。證據裁判主義要求依靠證據認定案件事實，而一審提供的證據信息相對爾后的審級具有可靠性、干凈性和內容全面性的特點。

證據信息的可靠性，主要是指一審審理時間離案件發生時間比較近，案件信息較為可靠。“證據，易因時間之經過失其真實性。”[8]一方面，就涉及人證的主觀印象痕跡，離發案時間越近，印象越清晰，而隨時間推移將會增加模糊性。另一方面，就物證與其他證據，時間較近也有利于發現、固定與提取，否則，將增加毀損滅失及模糊化(如各種印痕隨時間推移日益模糊)的可能。

證據信息的干凈性。是指首次審判的基本要求是證據尤其是人證的不干擾，因此比較“單純和干凈”。例如，對于證人，在出庭作證時應當隔離于法庭，被告、被害人如果提供陳述，也應當盡量讓他們首先獨立陳述，再讓他們作為訴訟當事人和參加人接觸其他證據。共同被告，則應首先獨立供述，然后再相互對質并參加其他證據和舉證、質證。因此，一審的證據信息，更多來源于證據源而較少受到其他證據信息的影響。反之，二審后的審判，被告人、被害人、證人、鑒定人及勘驗檢查人員等，因直接或間接地經歷了一審，了解了一審的相關信息，再次作證更容易受到其他證據信息的影響，尤其是被告人、被害人這類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作證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