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程序的設立，顯示出立法者將提高訴訟效益作為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而且也體現出簡易程序的簡便化必須與普通程序的公正化相配套的思路。我國的簡易程序不同于美國的辯訴交易程序，美國的辯訴交易程序中控辯雙方在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問題上要進行“協商”和“交易”，在我國即使觀念最前沿的法學家也難以接受。但立法者在設計這種簡易程序時，為了防范法律之外的“協商”和“交易”，似乎已經采取了一些預防措施，因為控辯雙方在簡易程序中還談不上什么平等的控辯權問題。簡易程序所帶有的濃重的職權主義色彩，也會阻礙任何有關將簡易程序衍變為控辯雙方之間的交易程序的企圖。加上我國的簡易程序有明確的適用范圍，法官仍會控制著這一程序的啟動、運作和結果，案件是否采取簡易程序甚至并不需要被告人同意，按照簡易程序進行的審判仍然保留了開庭審判的形式。再者，這一程序也不同于大陸法系國家的“處罰令程序”，因為它可以在罰金刑以上直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中適用，適用范圍要大于處罰令程序。但是，如果我們對這種簡易程序從設計到實施效果進行仔細分析，尤其是按照一些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標準加以衡量的話，那么它本身的缺陷和不足就暴露無遺了。

(一)我國的刑事簡易程序糾問式色彩濃重。我國在運作刑事簡易程序時，檢察機關有權自行決定不派員出席法庭審判，導致訴訟呈現出較強的糾問式色彩。而不論是英美的有罪答辯程序、大陸法系國家的處罰令程序，還是意大利新建的兩種刑事簡易程序，檢察官不僅在啟動簡易程序方面具有建議權，甚至可以與辯護方進行一定的協商和交易，而且在簡易程序動作過程中，始終與辯護方一起，參與由法官主持的簡易審判活動。可以說，在任何一種簡易程序形態中，法官都被禁止與任何一方進行任何形式的單方面接觸，法官所有的司法裁判活動都要由控辯雙方同時到場參與。這是維持簡易審判程序最低限度公正性的必要保證。但是，我國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卻允許檢察機關不派員出席簡易審判。這就意味著檢察機關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委派公訴人出席簡易審判活動。結果，在簡易程序的實際適用過程中，檢察官通常都不出席簡易審判，簡易審判往往變成了裁判者“審判”被告人的糾問式活動。這種制度和實踐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它使簡易審判的訴訟構造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原來的控辯裁三方的相互交涉變成裁判者與被裁判者雙方的對峙;法官事實上不得不同時充當裁判者與公訴人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訴訟角色，其對立性和超然性勢必受到消極的影響。另一方面，在法官單獨面對被告人的訴訟格局下，誰來對法官的審判進行“法律監督”呢?看來，即使在現行的訴訟體制下，檢察官不參與簡易審判也是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則的。不僅如此，檢察官不出席法庭審判，還容易導致審判的任意性和隨機性，背離程序公正的最低要求。

(二)被告人在簡易審判過程中難以獲得律師幫助。這是簡易程序設計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在我國，由于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較為狹窄，律師的執業環境不甚理想，加上辯護活動面臨著一定的職業風險，因此律師作為辯護人參與普通程序的比例本身就不高，參與簡易審判的比例就更低了。對于簡易審判中辯護人的出庭率，筆者目前尚無確切的統計數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在簡易審判中獲得辯護人幫助的案件要比在普通程序審判中獲得辯護人幫助的案件低得多。大多數被告人在簡易審判中不能得到律師的幫助，就只能單獨面對作為裁判者-法官。考慮到簡易程序的適用會使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受到較大的限制，被告人也很難再獲得無罪判決的機會，不能獲得律師幫助的被告人在簡易審判中將處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很可能在不了解自己行為的后果、不知曉簡易程序性質的情況下，做出一些實際對自己不利的程序選擇。這顯然又構成一個導致被告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