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大保險公司備案的人身保險條款中都含有“違法行為免賠”的規定，即被保險人因為自身違法行為導致身故、殘疾等傷害的，保險人免除給付保險金的義務。但是對于“違法行為”的理解卻歷來存在分歧。保險公司一般認為，其應當從最廣義的層面上理解這里的“法”，不限于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還包括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以及地方法規等等，而且也不限于刑事規范，民事、行政法律法規也應涵蓋在內。但是，筆者認為，對“違法行為”不能作如此寬泛的解釋，否則不利于保護投保人的正當利益，也變相降低了保險公司的責任標準。保險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因被保險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強制措施導致其傷殘或者死亡的”，保險人可以免賠。可見，法定的免賠事項僅限于“故意犯罪”或“抗拒刑事強制措施”兩類，而且必須是被保險人身故或傷殘發生于犯罪的實行階段或正在抗拒抓捕、拘傳等措施的過程中才能免賠，甚至連過失犯罪也不能免除保險人責任，更遑論一般的違法行為。保險合同作為雙方當事人的合意，可以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對上述免責情形進行適當擴張，但是如果作無限擴大解釋，就意味著被保險人的任何“輕微違法行為”都可成為保險人免責的依據，例如闖紅燈、翻越隔離欄等常見的違反交通法規行為，甚至連違約行為也因違反合同法而可以包括在內，這顯然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因為其無異于免除保險人依法應當承擔的保險義務，并排除被保險人的法定權利，故可以依據保險法第十九條認定該免責無效。因此，對于“違法行為”只能從狹義上加以理解和適用，結合審判實踐，被保險人的行為必須同時具備以下要件才構成可以免責的“違法行為”：主觀上屬于故意，客觀上違反了“保護他人或社會公眾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的法律，并且達到了較為嚴重的程度。

違法行為與損害的因果關系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即使被保險人的行為達到上述標準，尚需判斷該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保險法上的近因原則要求損害后果的最直接原因必須是保險人承保的保險事故，在適用“違法行為免賠”條款時也應當遵守該原則，即只有違法行為系損害的直接原因時保險人才可以免陪，否則保險人仍然承擔給付保險金的義務。結合審理的相關案件，筆者認為，違法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一般需要具備以下兩個條件：

1.直接因果關系。違法行為必須是直接造成相應損害后果的，換言之，其不僅是時間上最接近損害后果，而且是最有效、最具有決定性地造成了損害后果，如果這種因果關系被其他行為或事件打斷，并由該后發的行為或事件與損害后果構成新的因果關系，那么即可以認定違法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不具有直接因果關系。例如在本案中，被保險人打砸車窗、高速追車雖然具有違法性，也具有一定危險性，但是這都不是其死亡的直接原因。槽罐車駕駛員婁某在蔣某等超車并試圖逼停槽罐車時不僅沒有采取制動，反而一直撞向商務車并頂著商務車開了五百余米直至撞上另一貨車車尾才停下，因此，真正導致被保險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婁某的故意犯罪行為，該犯罪行為已經打斷并取代了被保險人的違法行為。

2.單獨因果關系。在存在多因一果的情況時，違法行為要構成免賠事由的話，還需要其必須“單獨地”造成損害后果，不能有其他原因同時發揮作用。在另外一則案例中，被保險人張某發生交通事故時駕駛的是報廢機動車，符合免責條款約定的“駕駛無有效行駛證的機動車”之情形，但法院判決認為，張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是次要過錯方，承擔的是事故的次要責任，換言之，“駕駛無有效行駛證的機動車”之情形并非導致張某死亡的全部原因(單獨原因)，故該案中保險人依然不能拒絕給付保險金。

上述兩條標準分別從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對“違法行為”與損害后果的因果關系進行了限定，這種限定同樣適用于其他免賠事項，即只有在約定事項直接地、單獨地引起保險事故的發生時，才能考慮免除被保險人的給付義務。另外，這種免賠事項是否構成、因果關系是否存在的舉證責任應當在被保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