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在精神司法鑒定意見對于法官是否具有約束力方面，理論與實踐中的做法有所不同：從法律規定來看，包括精神司法鑒定意見在內的所有鑒定結論都只是證據的一種形式，必須經過當事人的當庭質證以及法官的審查判斷并被認為真實可靠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從理論上講，法官完全有權對鑒定意見審查后棄之不用，“鑒定結論對事實問題的分析和判斷對法官并不具有必然的約束力，法官對事實的認定完全可以同鑒定結論所認定的事實不一致。但是在我國目前精神鑒定普遍對刑事責任能力做出直接評定的情況下，鑒定意見對于法官是否具有約束力是難以判斷的。因為精神鑒定意見中的刑事責任能力內容對法官不具有約束力，其原本就應由法官來認定，鑒定人的意見只起參考作用;但是，精神鑒定意見中的醫學內容對法官是具有約束力的，這是基于對法官自由心證的合理控制，因刑事責任能力的判斷必須要以相應的醫學事實為基礎。由此便產生了矛盾，即同一份鑒定意見中不同的內容對法官的約束力是不一樣的。那么為了消除此矛盾，較合理的辦法就是采用刑事責任能力的合作判斷方式：首先，精神鑒定意見只包括醫學要件的評定內容，即由精神醫學鑒定人確定被鑒定人是否屬于精神障礙、實施危害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精神障礙與所實施危害行為之間的關系。其次，在司法人員主持下與鑒定人共同對心理學要件做出判斷，即確定被鑒定人是否因精神障礙而喪失或削弱辨認控制能力，從而得出有無刑事責任能力的結果。這樣，法官在擁有刑事責任能力判斷權的前提下，只要鑒定人的能力及鑒定過程不存在問題，就應當肯定精神鑒定意見的證明力，若拒絕采納則必須說明理由。

精神司法鑒定意見是指精神鑒定人基于精神醫學知識及臨床經驗作出的鑒定結果。精神司法鑒定意見具有更大的主觀性。首先，精神鑒定的內容本身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因為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鑒定需要在確定行為人是否屬于刑法上“精神病”的基礎上，對行為人是否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或辨認控制能力是否削弱的主觀狀態進行判斷。而人的主觀心理活動，即精神活動是內在的、無形的，被鑒定人很可能出于一定目的對其行為和語言進行偽裝，鑒定人必須透過其偽裝識別出真實的精神狀況，由此也增加了精神鑒定的困難性。而其他類型的司法鑒定，如法醫臨床、物證、痕跡等鑒定，則更側重于對客觀存在的屬性進行分析與評判。其次，精神障礙的診斷是基于科學認識基礎上的價值判斷，帶有一定的主觀性。由于精神鑒定是建立在精神障礙診斷基礎之上的法律分析與判斷，所以對精神障礙的診斷與分析是精神鑒定的必經程序。

國家司法機關處理的刑事案件都有案件的當事人，而國家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在審理的時候會針對案件當事人產生一定的問題。其中就包括案件當事人的精神問題，因為法律中規定案件當事人的精神有問題的話就不要求其履行相應的法律責任。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想了解更多可以登錄律霸網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