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將舉證責任分為推進訴訟進行的責任與說服責任。推進訴訟進行的責任又稱初步證明責任，指當事人有義務提供足夠證據來證明案件“初步事實”的存在，以使法官相信案件能夠繼續下去，并交由陪審團進行事實審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舉證責任在訴訟過程中可以在當事人之間來回轉移，而且，證明案件初步事實所需要的證據僅需滿足一定程度。即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并不需要證明其成立，而是證明有成立的可能性或對對方當事人的主張不必須證明其不成立，只要證明有不成立的可能性或引起合理的懷疑就足夠了。一般訴訟過程中程序性事實采用初步證明責任。說服責任針對實體法，主要指在案件事實認定中，一方當事人有責任去說服陪審團，因此有學者稱說服責任才是實質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這種“說服責任”“在傳統觀點上看來，在案件任何階段都不會發生轉移”。大陸法系學者為認為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提出證據的責任，這和英美法系的學者觀點相同。另一方面是結果責任，結果責任要求當事人必須承擔對自己不利的后果。

我國行政訴訟起訴期限的舉證責任性質認定有個變遷的過程。1990年實施的《行政訴訟法》制定時，基于“行政程序法制化理念及行政機關的強舉證能力”理論，只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沒有規定起訴期限的舉證責任。然而在實踐中，原告向法院起訴，法院首先要查明原告的起訴是否在法定期限內，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到底是由誰來負擔證明起訴符合起訴期限的舉證責任，導致司法處理極不統一。立法者意識到這個問題，在2000年實施的《若干解釋》第二十七條規定：“原告對下列事項承擔舉證責任：(一)證明起訴符合法定條件，但被告認為原告起訴超過起訴期限的除外：……?！痹擁椧幎鞔_規定起訴符合法定條件的舉證責任可以在當事人之間流轉，但在措辭方面用的是“舉證責任”(我國行政法學界主流觀點是將舉證責任與敗訴后果直接聯系在一起，所以我國行政訴訟法上的舉證責任，本質上是“說服責任”)。

實質上我國學者也認為證明起訴符合法定條件的證據屬于訴訟程序方面的證據而非行政行為證據，應該將證明符合法定條件的證據與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證據區別對待，為此，在2002年實施的《證據規定》第四條中，將“舉證責任”改為“提供其起訴符合起訴條件的相應的證據材料”。起訴必須在起訴期限之內提起是起訴符合法定條件的要件之一，因此，從理論上證明起訴是否符合行政訴訟起訴期限規定的責任實質上是一種“初步證明責任”，起訴人通過證明自己起訴符合期限然后推進訴訟程序的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