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行政侵權行為如不給予必要的精神損害賠償金，不能全面有效地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和人格尊嚴，也不能更有效地防止行政侵權行為發(fā)生。我國已將依法治國作為國家基本方略，對于行政侵權而造成的精神損害，采取有效的賠償措施，確立相應的財產(chǎn)救濟法律制度，勢在必行。

[關鍵詞]行政侵權精神損害賠償

近年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我國民法理論及民事審判中得到迅速發(fā)展，特別是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民事案件審判質(zhì)量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將精神損害賠償?shù)姆秶鷶U大到包括物質(zhì)性人格權、精神性人格權、一般人格權在內(nèi)的人身權利，標志著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我國民事審判領域得到全面承認和保護。1995年1月1日我國開始施行《國家賠償法》，也標志著行政賠償制度在我國全面確立。200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被學術評價為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方面繼民法通則以后的“第二個里程碑”。然而我國《國家賠償法》對行政侵權精神損害賠償金沒有做出相應規(guī)定，導致行政審判實踐中對于相近似的精神損害案件做出截然不同處理結果，大部分以缺乏法律依據(jù)為由對受害人精神損害賠償金的請求予以駁回，少數(shù)案件則判決侵權人承擔精神損害賠償金。而且最高人事法院的司法解釋中對刑事司法領域中諸如錯捕、錯判等造成人身權利遭受嚴重侵害的情形，沒有規(guī)定應當給予精神損害賠償。對于行政侵權能否適用精神損害賠償金理論界觀點不一。在依法治國、以德治國的今天，研究解決這一問題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

一、我國行政侵權精神損害賠償?shù)臍v史發(fā)展和現(xiàn)狀。

中國法律制度史源遠流長，但在中國幾千年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一直奉行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原則。國王是真命天子，自然無錯誤，所以也談不上國家賠償，總的來說，由于奴隸制和封建制從根本上漠視人的權利，皇權至上思想根深蒂固，不可能產(chǎn)生行政賠償思想，在內(nèi)容豐富的中國歷代法律制度中，難以找到有關行政賠償?shù)囊?guī)定，更別提行政侵權精神損害賠償?shù)囊?guī)定。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隨著民主運動的高漲，絕對主權觀念開始動搖，國家賠償制度在各國的確立也影響到中國。1936年，國民黨政府在其頒布的第一部憲法草案中明文規(guī)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懲罰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受害人就其所受損害，并得依法向國家請求賠償。這是我國法律上承認國家賠償責任的開端，也就出了行政賠償?shù)碾r形，1947年國民黨政府公布的憲法中保留了這一規(guī)定。此后，國民黨政府又據(jù)此制訂了《國家賠償法》、《警械使用法》、《核子損害賠償法》等對國家賠償問題做了具體規(guī)定。但是由于當時，國民黨實行是專制統(tǒng)治，人民沒有真正的民主權利，這些規(guī)定也沒有任何意義。

新中國建立后，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從而為建立行政賠償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礎。[1]1954年憲法第97條規(guī)定：“由于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取得賠償?shù)臋嗬边@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憲法中確立行政賠償?shù)脑瓌t。[2]但在侵權損害賠償理論上，基本上照搬前蘇聯(lián)簡單的侵權理論，在賠償數(shù)額上以低額化賠償為特征，輕視人的精神權利，根本不承認精神損害賠償。在1957年以后，尤其是“十年浩劫”期間，法制建設受到全面破壞，公民的人身權利成了一紙空文。1982年憲法，重申了行政賠償?shù)脑瓌t。1986年我國頒布了《民法通則》，該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guī)定：“國家機關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zhí)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痹摋l款成為行政賠償?shù)木唧w法律依據(jù)。而《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規(guī)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可以要求賠償損失。”該條款中的賠償損失，目前被普遍理解為包括對精神損害在內(nèi)的賠償，在審判實踐中被廣泛援用為精神損害賠償?shù)姆梢罁?jù)。那幺依據(jù)《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第一百二十一條的規(guī)定，對于行政侵權案件也可以適用精神損害賠償金。1994年我國頒布并于1995年1月1日施行的《國家賠償法》，對包括行政賠償在內(nèi)的國家賠償作了全面系統(tǒng)的規(guī)定，但該法無論從“賠償范圍”還是“賠償方式和計算標準”，都沒有對精神損害做出可給予金錢賠償?shù)姆梢?guī)定，只在該法第三十條規(guī)定了非財產(chǎn)性的救濟措施，這應當說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當然這與當時我國對于適用精神損害賠償金在立法上及司法上認識與準備均不足有關。由于《國家賠償法》對于賠償采用列舉方式，其中沒有規(guī)定精神損害賠償金，故在審判實踐中，對于此類案件當事人所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金的請求，大多以缺乏法律依據(jù)為由予以駁回。但這樣的處理結果，與《國家賠償法》的立法精神相違背，也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內(nèi)在要求，不符合國際發(fā)展潮流。可喜的是，目前已有少數(shù)行政賠償案件法院依據(jù)法律基本原則，參照《民法通則》有關規(guī)定，對行政侵權做出給予精神損害賠償金的處理，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如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1995年審理上訴人吳*旺訴被上訴人江蘇省江寧縣公安局侵犯人身權糾紛一案，經(jīng)審理認為被上訴人江寧縣公安局對上訴人吳*旺收容審查，屬適用法律、法規(guī)錯誤，收容審查給上訴人吳*旺造成嚴重精神損失，可以用金錢賠償，使其精神上得到安慰，一審未判令精神賠償不當。遂增加判決被上訴人江蘇省江寧縣公安局賠償上訴人吳*旺精神撫慰金人民幣2000元。[3]該案對行政侵權適用了精神損害賠償金，對于完善我國行政賠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