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原告劉某（女）與被告張某（男）同居四年，后分手時雙方簽訂“分手協議”約定被告張某給原告劉某4萬元，并出具欠條一份。但被告張某至今并未支付。為此，原告劉某訴至法院，要求被告張某支付欠款4萬元。經法院查明，該4萬元是分手費，不存在欠款的問題。

分歧：

關于被告張某該不該向原告劉某支付這4萬元錢的分手費？存在兩種不同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被告張某應該向原告劉某支付4萬元。

首先，雙方簽訂的協議屬于合法的民事行為。原、被告均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被告承諾給付原告4萬元出具欠條，在沒有證據證明被告受到欺詐、脅迫，應當認定為意思表示真實，該4萬元債務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其次，法律保護弱勢群體。雙方的戀愛行為并不違反法律，但分手后女方屬于弱勢群體，情感的投入，青春的流逝往往使她們解除同居關系后，重新尋找合適配偶的難度加大，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應是法律的應有之義。最后，此4萬元的性質應屬約定之債。雙方同居生活4年，現原告劉某同意分手，是以被告張某同意支付4萬元錢為對價條件，即與被告張某同居生活是原告劉某形成債權的依據，因此協議中被告張某欠劉某的4萬元錢，是一種雙方行為，被告張某應履行支付義務。

另一種種觀點認為：被告張某不應該向原告劉某支付4萬元。

在審理中已經查明被告張某與原告劉某所簽訂的協議為分手協議，依據證據認定協議中被告張某欠原告劉某的4萬元不存在真實的借款關系。因此，協議中被告張某所述欠原告劉某的4萬元，應當認定為是被告張某的單方承諾，是贈與形式的單方行為。《合同法》規定：“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具有救災、扶貧等社會公益、道德義務性質的贈與合同或者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不適用前款規定。”本案中，被告張某出具欠條，承諾給付欠款，原告劉某表示接受，但原告劉某并沒有給付相應的對價，體現了無償性，符合贈與合同的特征。因此，被告張某對他在協議中的單方贈與行為享有任意撤銷權，因此原告劉某不享有對協議中4萬元欠款的請求給付權。

評析：

原文作者同意第二種觀點，認為4萬元是張某的單方贈與行為，其對在協議中的單方贈與行為享有任意撤銷權，因此，劉某不享有對協議中4萬元欠款的請求給付權。

筆者認為，完全否認劉某對協議中約定的4萬元欠款的請求給付權，該觀點有待商榷，理由如下：

首先，現行法律法規對“分手費”并沒有明確規定，那么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就需要根據不同的案件情況，結合我國民法通則的原則性規定來處理。本案中張某和劉某雙方簽訂“分手協議”約定并約定張某給原告劉某4萬元，這4萬元同居分手費是當事人雙方解除同居關系時，一方以欠條形式自愿給付的分手費。該行為可以認為是雙方民事活動和民事行為的產物，是雙方基于特殊的人身關系產生的財產關系，而且在此之中，并未出現欺詐、脅迫的情形，屬于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符合民事行為所應遵循的平等自愿原則，因此，該協議的約定應該屬于有效合法的民事行為并受法律調整和保護。

其次，把張某和劉某之間約定的4萬元“分手費”單純地定性為單方贈與行為不甚合理，我國《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所謂“無償”是指一方不需要履行任何義務，付出任何代價。然而在本案中，雙方解除同居關系是張某支付“分手費”的前提，也就是說雙方約定的“分手費”并不是無償的、不附帶任何條件和義務的，因此，筆者認為分手協議中的“分手費”約定不能被認定為單方的贈與行為。

最后，從保護弱勢群體的角度來說，如果在具體實踐中認定“分手費”屬于單方贈與行為，一方可以隨意撤銷原本的約定和承諾，那么在實踐中就容易出現一方為哄騙另一方解除戀愛、同居關系事先承諾、事后不履行的欺詐現象，而不受法律約束，這不僅違背民事活動和民事行為所遵循的公平原則，而且不利于維護社會穩定。

相關法律知識：

同居，是指兩個人出于某種目的而暫時居住在一起，現一般用于異性之間。同居跟結婚不一樣，結婚是獲得了法律的承認的夫妻關系，是不可以隨便解除關系而必須要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而同居是不被法律承認的一種行為，可以隨時出于當時人的意愿而終止關系。同居各方都沒有任何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