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時效制度確立以來，迄今仍廣泛應用。無論基于何種立法例，其適用結果都將對權利人之權利產生減損作用，是一項對民事主體權利限制的民法制度。盡管這與人們通常之民法對權利之保護觀念多有偏差，但其卻彌久而常-青，說明這一制度蘊含著存在的合理性。近年來，請求權和物權請求權在我國的研究愈益升溫，物權請求權之于訴訟時效得否適用問題也成為一個爭點。但因視角各異，各種論爭之產生，在筆者看來，其根本原因在于對訴訟時效適用之基礎的認識分歧。本文擬對此進行探究，并就教于讀者諸-君。

一、訴訟時效制度適用基礎之反思

在筆者看來，對于民法制度的研究，不僅要求得理論與邏輯的自洽，而且還必須以其得否適用于社會的糾紛之解決為目的。在現實社會條件下，各種糾紛的形成其實不過是各種利益交織的結果，因此相關研究與制度設計其實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利益衡平。因此，筆者認為，對于訴訟時效制度的研究，必須貫徹邏輯分析和價值判斷之利益衡平理念。準此以言，對訴訟時效制度適用之基礎的探究，應為訴訟時效制度研究之切入點。查學界認為訴訟時效制適用基礎，可大致歸納如下：第一，維護交易秩序與交易安全；第二，促使權利人行使權利，提高權利行使效率，充分發揮物之效用；第三，作為證據之代用，降低訴訟中的證明成本；第四，避免法院查證之困難，以節約司法資源。這些觀點及其相關之論述幾成當下教科書之“定論”。但若細究，則大有反思的必要。首先，“維護交易秩序與交易之安全”雖具有其合理性，但未免失之空泛和抽象，應進一步考證。我們知道，所謂交易，乃當事人之間的利益交換，大多數情況下屬交易相對人之間自治的問題，與他人無涉，即使權利人怠于行使權利，通常也不影響特定交易關系中義務負擔者與他人（第三人）為其他交易行為。只有在該特定關系之義務人與他人（第三人）為交易行為而對該他人負有履行義務時，因原法律關系之權利人對他人（第三人）并不知曉的處于“休眠狀態”之權利突然行使而影響該義務人對其交易相對人的履行能力時，才會對該交易發生影響。如果交易相對人明知義務人已負有義務可能影響其將來之履行能力仍冒風險交易，則其應自己承受可能的不利后果。當然，在現代社會中，交易相對人非為“鄉土社會”之“熟人”，而是來來往往“皆為利”的陌生人，他們對對方的財產與信用的了解往往只限于其現時可直觀的財產和可以查詢的信息，而對于那些久遠又不具公示性權利義務可能一無所知。而那些當事人無法了解的事由之表象可能形成某種權利外觀，從而影響對當事人財產能力與信用之判斷。如果此時沒有相應的制度切斷那些怠于行使權利的權利人“突然”行使權利，勢必造成善意的交易相對人因義務人履行其負擔的原有義務而使其現時的交易缺乏保障而蒙受“不白之冤”。只有此時，限制權利人行使權利才具有合理性。因為具體民事主體相互關系畢竟屬于“個別秩序”與權利，雖其仍屬法律保護的范圍，然而，個別之利益與秩序須服從市民社會之整體利益乃不證自明的道理。在個別秩序和權利與社會整體秩序和利益難以兩全時，對整體（利益）秩序的尋求，就不得不以犧牲個別秩序為代價。這是兩利相權的當然結果。而現實中動態的不斷發生著的不確定交易行為正是市民社會存在的必然現象，其不啻為社會整體利益的體現，若非受法律保護，則社會秩序難以想象。因此，筆者大體同意訴訟時效制存在理由乃為切斷久遠的債權債務關系影響對當事人財產信用的評價，維護信用體系，而對信用體系的維護，其實歸根結底是為維護社會之整體秩序。其次，“促使權利人行使權利，提高權利行使效率，充分發揮物之效用”，實乃似是而非的理由。訴訟時效制度的實施固然有促使權利人行使權利等客觀效果，然而，我們不能以此為其制度之預設功能。因為，我們既然承認權利人之“權利”，想必當然得受法律保護，其是否行使是權利人的自由，何時行使又與人何干？換言之，在市民社會，基于法不禁止即自由的私法理念，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具有無需證明的當然的合理性，因而，對其干預則必須證明其合理性。否則，人們的生活將不堪重負。因而，權利人即便其“躺在權利上睡覺”也并非不可，除非其“睡覺”影響了他人的正當權利或正常的生活秩序，否則，任何人均不得打擾其“美夢”。何況取得時效制度已對其睡眠時間早有了限制，訴訟時效又何必多此一舉呢？此其一。其二，當事人積極行使權利固然可提高權利行使的效率，但這是一個意思自治的問題，不能為了提高效率而損害當事人自治的權利，這涉及民法“品格”的維護問題。其三，至于物的效用的發揮，雖然對社會發展和財富積累有重要意義，但必須以一定的約束條件為前提，在權利界定清楚且歸屬確定的情況下，物的效用必須尊重權利，否則必然影響社會的整體秩序。再次，所謂“作為證據之代用，降低訴訟中的證明成本”，更是一個顯得極為牽強的命題。主張權利者必須負舉證的責任，所謂證據代用，無非“時效期間屆滿，即認不行使權利的人喪失權利”，①從而使義務人不須負擔舉證之義務而享有利益。其難以服人之處在于，既然承認權利人之權利，為何免去義務人之舉證責任對其予以保護而置真正權利人權利于不顧？至于“權利人長時繼續享有權利得免于隨時備證”，②則不過是換了一個角度闡釋同一問題，其實，就通常情形而論，當事人主張權利不可能不懷揣證據，若其明已具備翔實確鑿之證據，非以某項理由或制度否認之不可，有強加于人之嫌，于情于理難為妥當。再者，若非有更為重大的利益需要保護，以犧牲權利人之權利保護義務人，也無合理性可言。最后，關于“避免法院查證之困難，以節約司法資源”之說，若與上說聯系起來確乎不堪之論。法院乃中立裁判之所，舉證是當事人的義務，只有在嚴格的職權主義模式下，法院才將本由當事人負擔的義務攬于自己肩上。在現代民事審判中，當事人舉證不能就承擔敗訴的后果，已是一個訴訟的基本規則。因此，時效制度與司法資源的節約沒有任何關系。相反，我們倒可以說，當事人越是不能舉證，法院裁判越是快捷，也越有利于司法資源的節約。二、物權請求權之于訴訟時效適用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的話，那么，我們考察物權請求權能否適用訴訟時效，就當然得考察作為請求權之物權請求權是否存在前述之訴訟時效的存在基礎。我們所稱物權請求權者，“謂物權之圓滿狀態被妨害或有妨害之虞時，物權人為排除妨害或防止妨害之發生，得對現為妨害或將為妨害之人請求為一定行為之權利，亦稱為物上請求權”。按學界通說，物權請求權包括“返還（原物）請求權”、“妨害除去請求權”、“妨害防止請求權”。而物權請求權得否適用訴訟時效之規定，各國立法與判例確定之原則有所差異，學說則見仁見智。各國立法與司法實例基于其立法與司法政策之考量，難說其好壞優劣。但學者之論爭卻有趣得多，其實，我國現時對物權請求權得否適用訴訟時效的爭論，同既有之論爭并無二致。縱觀此類論爭，筆者將其概括如下：主張適用訴訟時效的理由：第一，將物權請求權歸為債權之同一性質論，當然適用訴訟時效；第二，雖認物權請求權為獨立之請求權，但其終非物權，不能因物權不適用訴訟時效而肯認其不適用訴訟時效，即物權請求權得適用訴訟時效；第三，以督促權利人行使權利為由也肯認適用訴訟時效。持否定說觀點者則認為，第一，以物權為支配權的本質而論，若物權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則必然造成物權失去其支配權之實質，也徒增社會生活之困擾；第二，物權請求權雖與債權請求權均為請求權，但其為物權權能或效力之一種，物權不消滅，則其請求權得繼續存在；第三，物權請求權通常適用于持續之侵權行為，若適用于訴訟時效，則時效之起算點無從確定。持折衷論者則認為，物權請求權本身性質也有所不同，已登記的不動產，其返還請求權若適用訴訟時效，將動搖登記制度的效力，應不適用訴訟時效；其他物權的請求權，如恢復原狀之請求權，如已無法恢復原狀時則轉化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得適用訴訟時效；至于返還財產等為何也適用訴訟時效，有學者未作進一步說明；有學者則認為，返還請求權非物權本身，不能將其混為一談，此其一。第二，若返還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則有害交易安全，同時，適用訴訟時效盡管可能加重物權人負擔，但基于時效制度的目的在促使權利人行使權利，適用訴訟時效可促進物盡其用，有較大社會效用。第三，取得時效與消滅時效的矛盾不足以成為否定返還財產適用消滅時效的理由。上述諸種物權請求權得否適用訴訟時效的理由，雖有其道理，但難謂妥當。以筆者見解，對物權請求權之能否適用訴訟時效，應納入是否具備訴訟時效之基礎為考察路徑。因此，筆者認為，我們分析物權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應考慮如下因素：第一，是否有物權請求權之長期不行使之事實？第二，物權請求權之長期不行使是否形成相對之義務人具備某種權利或物權人不行使權利甚至不存在其物權之外觀？第三，此種權利外觀是否可能造成或影響第三人對此義務人財產能力或信用之信賴？第四，物權請求權人若（“突然”）行使該物權請求權是否存在使義務人與第三人所為交易受到不利之影響？具體地說，如果某項物權之請求權具備上述條件，則此物權請求權得適用訴訟時效，否則，該物權請求權則不應適用于訴訟時效。當然，由于權利長期不行使之事實為訴訟時效之基本條件，物權請求權仍得一般地予以適用，因此，上述第一個條件應視為當然，換言之，在考察物權請求權之適用時，只需重點考察后三個條件即可。按此標準，前述之肯定說與否定說均失之偏頗，惟“折衷”說更符合我們的思維路徑，更具合理性。首先，就“返還（原物）請求權”而言，若系動產為他人長期占有而不要求其返還，因占有為其公示方式，當然可形成占有人享有該物之權利的外觀（除非他人為知悉“內情”之“熟人”），基于這種信任，其作出對物之占有人財產能力或信用的肯定評價（雖然失真）當然具有正當性，此時，若允許原物權人行使返還請求權，勢必造成現時之交易的不安全，使交易秩序受到損害。是故，對該動產物權人之返還請求權應以訴訟時效予以阻隔。但此種情形若之于不動產或者依法應為登記并已登記的動產而言則情形大變，因為，此時因登記之公信力，任何理性之交易相對人，均得因登記而確認權利人權利之存在，絕然不致認物之占有人為該物之物權人，也不致因此而為錯誤的判斷，于此，即使物權人行使返還請求權也不應該造成對交易安全的損害，因此，對不動產和依法應為登記并已登記的動產之返還請求權無適用訴訟時效的基礎。其次，就“妨害除去請求權”和“妨害防止請求權”來說，均是對于現實和可能的（往往是持續的）妨害（或危險）而言的，就通常情況而言，見其物猶見其妨害，對于此種妨害而言，作為一個理性之交易相對人，也絕不應視而不見，換言之，交易之相對人絕不會明知該妨害的存在還故意為與其不利之交易；基于此，也就難以形成致相對人形成錯誤判斷的權利外觀。是故，無論權利人何時行使權利也不會對交易安全有何妨害，因此，其當然也就無訴訟時效適用之可能性。至于他物權的物權請求權，以我們的分析路徑得準用此規則予以適用。三、結論在筆者看來，訴訟時效制度適用之基礎在于，切斷久遠并在外觀上已處于“休眠狀態”的權利義務關系對當事人財產能力和信用的評價之不利影響，維護現時的交易安全和社會之整體秩序。物權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應以訴訟時效的適用基礎為分析的起點，具體分析各項物權請求權與訴訟時效適用之關系。由此我們認為，物權之“妨害除去請求權”、“妨害防止請求權”以及不動產和依法應為登記并已登記的動產之“返還請求權”不應適用訴訟時效制度，除此之外的物權請求權均得適用訴訟時效。我國物權法應重視此問題，使其科學合理，期能長期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