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資詐騙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一種詐騙方式，詐騙犯通常會采用虛假的文件并告知受害者虛假集資用途，再通過異常高的回報率誘騙受害人以謀取到非法的款項。受害者往往會被騙取大量財產而難以追回，那么集資詐騙受害人追回款項面臨什么問題呢？

一、詐騙案件被害人

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發布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以下稱《刑附民范圍》)第一條：“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第五條：“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追繳、退賠的情況，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由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只有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而財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的侵財類案件中被害人的物質損失應當由辦案機關依法予以追繳或責令退賠，經過追繳或責令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的，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訴訟。

也就是說，詐騙案件的被害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而應當直接由辦案機關追繳或責令退賠，這一規定看似省去了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麻煩，但實踐當中卻將被害人至于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由于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則其在刑事訴訟中就不具有當事人資格，那么，即使刑事判決書中明確了繼續追繳或退賠的內容，被害人是否可以持生效的刑事判決直接向執行庭申請強制執行，就成為了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詳細論述見下文)。

二、詐騙案件被害人申請強制執 行“刑事追繳退賠判決”依據不足

所謂“刑事追繳退賠判決”，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判決書中，責令刑事案件被告人將犯罪所得原物退還給被害人，或在原物滅失的情況下，責令被告人以等額價款或同類物賠償給被害人的判決內容。

對于法院是否應當主動強制執行“刑事追繳退賠判決”，我國現行立法并沒有明確規定，而對于被害人能否申請執行“刑事追繳退賠判決”。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發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以下稱《執行規定》)也并沒有將“刑事追繳退賠判決”納入可執行的法律文書的范圍。實踐當中不同法院也存在著不同的做法，有的法院直接將有追繳退賠內容的刑事判決移送執行部門強制執行，而有的法院則認為刑事追繳退賠內容不具有強制執行效力。

不僅實踐中沒有通行做法，理論界對于“刑事追繳退賠判決”的可執行性也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刑事追繳退賠判決”可以由被害人申請強制執行。持有該種觀點的人認為，國家強制力決定了該判決具有可執行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一條明確規定：“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裁定，以及刑事判決、裁定中的財產部分，由第一審人民法院或者與第一審人民法院同級的被執行的財產所在地人民法院執行。”《執行規定》未將有“追繳退賠”內容的刑事判決納入可據申請執行的依據屬于立法漏洞，人民法院不得以執行規定未將“追繳退賠”納入執行范圍而拒絕履行其法定職責，否則，由于《刑附民范圍》否定了詐騙案件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權利，如果不賦予“追繳退賠判決”強制執行的效力，則對于詐騙案件被害人是明顯不公平的。且如果要求被害人因不能強制執行“刑事追繳退賠判決”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話，一方面浪費司法資源，另一方面也違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則。

第二種觀點認為“刑事追繳退賠判決”不可以強制執行。持有該觀點的人認為，“追繳或責令退賠”并非刑罰的種類，法院追繳違法所得或責令被告人退賠違法所得的刑事判決，僅表明國家對犯罪有關財物的處理態度和處理原則，是法院確定量刑的情節之一，而非確定一種具體的刑罰。另刑事判決中的“追繳退賠”針對的僅僅是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財物，不包括合法財物，而民事上的“賠”是指用自己所擁有的合法財產履行債務，因此，司法機關不能依職權強制執行犯罪分子的合法財產，被害人也不能依此申請強制執行犯罪分子的合法財產。且《執行規定》也沒有將“刑事追繳退賠判決”內容納入可執行范圍，而《刑附民范圍》第五條規定也已經賦予了被害人在追繳退賠不能彌補損失的情況下另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權利。因此，詐騙案件被害人可以通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進行救濟，而不能直接申請強制執行“刑事追繳退賠判決”。

第三種觀點認為“刑事追繳退賠判決”不能由被害人申請強制執行，但應當由一審法院依職權強制執行。由于《執行規定》沒有將“刑事追繳退賠判決”納入可執行范圍，因此詐騙案件被害人直接申請強制執行沒有法律依據，而該內容作為生效判決的一部分，理應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雖“追繳退賠”并非一種刑罰種類，但對比參照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發布的《關于財產刑執行問題的若干規定》中對于財產刑執行的規定，一審人民法院應當依職權對追繳退賠內容立案執行，且目前我國有些地區也已經出臺了相關司法解釋采取了此種做法(參見《上海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刑事判決中財產刑及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意見(試行)〉》)。

結合相關法律規定并從充分維護被害人權益、節約司法資源的角度考慮，綜合評判上述觀點，筆者更傾向于第一種觀點。盡管《執行規定》沒有將“刑事追繳退賠”內容納入可執行范圍，但作為生效判決的一部分，該內容理應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且“追繳退賠”中“退賠”本身就包含了用合法財產賠償損失的含義，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一條規定的“刑事判決、裁定中的財產部分”應當就包括了“追繳退賠”的內容。如果像第二種觀點提出的要求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則一方面增加了當事人的訟累，浪費了司法資源，另一方面也違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則，且實踐中目前很多法院也正是基于這個理由對于詐騙案件被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訴訟不予受理(詳細論述見下文)。而如果像第三種觀點認為的只允許一審法院依職權執行，而不賦予被害人執行申請權的話，則不利于保障被害人的相關權益。

三、詐騙案件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困難重重

根據《刑附民范圍》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詐騙案件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但是，對于何種情況下詐騙案件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理論界一直爭議不斷，實踐中也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做法。實踐中不同法院對于《刑附民范圍》第五條第二款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做法。有的法院確實受理了被害人的訴訟并據此支持了被害人的請求;有的法院認為相關的刑事判決已經做出了追繳退賠的決定，根據“一事不再理”的原則，對于被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訴訟不予受理;有的法院則在受理案件后，要求被害人舉證證明已經經過追繳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絕大部分被害人無從舉證，法院則以此為由駁回被害人的訴訟請求。

由此，不難發現，司法實踐當中，若被害人申請執行“刑事追繳退賠判決”，常常會被告知不能申請，可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而當被害人滿懷期望地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時，卻又被告知刑事判決已經做出了追繳退賠決定，不能再提起民事訴訟，或即使訴訟被受理，卻因無法提供已經經過追繳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的證據而再次面臨敗訴的風險。

可見，《刑附民范圍》第五條第二款看似賦予了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追償損失的權利，實際卻成了某些司法機關相互推諉，從而阻礙被害人維權的最大障礙。為解決這一問題，結合第二部分的論述，筆者認為，對“經過追繳或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當中的“損失”應當理解為刑事判決中已經決定追繳退賠范圍以外的損失。也就是說，并不是所有的被害人在未追回損失時都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只有當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經濟損失大于刑事判決所認定的追繳退賠范圍時，對超出部分被害人才有權再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來追償。而對于直接被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的財產，人民法院應當依據《刑附民范圍》第五條第一款的規定在刑事判決中依法責令追繳、退賠，對于該部分損失，被害人可以直接持刑事判決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且在被害人可以持“刑事追繳退賠判決”申請強制執行的情況下，被害人就此部分損失再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本身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綜上所述，雖然法律賦予了公民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追回款項的權利，但理論上的可執行性仍受到多方質疑，更遑論實際實施過程中的困難重重了，這也可能是我國法律的一個漏洞之一，造成了各個機關部門之間的互相推諉難以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權利，仍舊有待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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