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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生活中，經常會接到陌生的推銷電話等，這就是我們的個人信息被泄漏的一種情況，對此，泄露個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9中也是做出了一定的修改。我們在對于泄露個人信息罪進行認定和量刑的標準上和之前的法律法規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那么，都是有哪些區別呢?

泄露個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9的相關規定

一、擴大犯罪主體范圍

原條文規定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的犯罪主體為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在規定單位可觸犯上述兩罪名的同時，亦限定了犯罪主體的范圍。該犯罪主體的設定主要是考慮到國家機關以及相關單位通過主管各項行政事務、經營壟斷性行業以及負責公民日常生活等情況，掌握大量的公民個人信息，故應針對上述機關、單位就保護公民個人信息作出相關刑罰性規定。

但隨著各類社交、購物、第三方支付等網絡平臺的出現，以及上述平臺單位要求公民實名注冊并提供相關身份信息的行業要求(如支付寶以及微信的實名制)，公民的個人信息逐漸亦被上述單位所掌控。此時，基于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同時考慮原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并不適用于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之外的單位或個人，《修正案》第十七條對此作出了新的規定。《修正案》第十七條新規定刪除了原條文中的“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這一主體規定，將上述兩罪名的犯罪主體擴大為一般主體及單位，擴大了犯罪主體并為除原規定的犯罪主體意外的單位觸犯上述兩罪名的追責提供了法律依據。

二、犯罪客觀方面包涵所有的“提供”行為

原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中，其客觀方面表現為“出售”或是“非法提供”。《修改案》中將“非法提供”修改為“提供”，根據原規定的立法原意并綜合相關判例，筆者認為“非法提供”是指違反國家關于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規定，將自己履行職務過程中掌握的公民個人信息，以出售以外的方式提供他人的行為。而此時將“非法提供”修改為“提供”，體現的是立法者對于公民個人信息的一種絕對保護的態度，即無論何種形式的“提供”，只要是違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等國家規定的，均符合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中的犯罪客觀方面的規定，此時對于行為人“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并不合符相關法律規定的除外情形。

三、增設量刑格，對犯罪情節進行細分

《修正案》實施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將有兩種量刑情況，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條文的修改提高了觸犯本罪名的法定刑，根據條文的第二款，立法者對于原“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公民信息后又將信息泄露的情形，持嚴厲打擊的態度，對于此種情節應予從重處罰。

四、填補了原規定的空白之處

從原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中所規定的兩個罪名可知，個人/單位接觸公民個人信息的途徑、方法共有下列幾種：履行職責、提供服務、竊取、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其中對于竊取或者其他方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非法手段，于原刑法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二款中已有規制;而對于通過合法手段獲得公民個人信息而又將該信息出售、提供給他人的行為，上述法條僅就其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兩種獲取信息的方式進行規制。換言之，對于通過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以外的方式合法地獲得公民個人信息后，又將該信息出售、非法提供給他人的行為，現行刑法并無相關處罰的規定。《修正案》恰好對該空白之處作出彌補。

現階段公民個人信息的泄露情況已愈趨嚴重，在完善了針對公民信息保護的相關刑法規范的同時，相關部門亦應加強執法、打擊犯罪的力度，在有法可依的同時，更應做到執法必嚴。

綜上所述，我們在進行認定泄露個人信息罪的時候，是需要根據泄漏的事實和情節的嚴重性來進行量刑的。而泄露個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9的規定中，主要是在犯罪主體范圍、以及對于犯罪情節的細分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改變，這是需要我們特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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