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保障人權，非犯罪化是當今世界刑法發展的趨勢之一。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對于犯罪與非犯罪的立法評價不斷地由于社會危害性的標準和公眾根本利益的改變而改變。應當如何看待中國刑法的非犯罪化問題呢？下面跟隨律霸小編來好好地了解一下吧。

一、非犯罪化的界定

對于非犯罪化的概念，目前各國尚未形成統一的觀點。我國臺灣地區刑法學者林山田教授認為：“非犯罪化是針對現行刑事實體法所規定的犯罪行為，通過刑事實體法的修正，將其刪除，使其從刑事制裁體系中除籍，而不再是刑事實體法所要加以處罰的犯罪行為；或者是仍舊保留為犯罪行為，但舍棄刑罰的執行或為附條件的判決，從而使行為人不受到刑罰的制裁；或是增設追溯要件，或者在刑事程序法上規定不予追溯等。”清華大學張明楷教授認為，非犯罪化，一般是指將迄今為止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不再以犯罪論處。

二、我國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徑之一—活化傳統容隱制度

容隱（mutual concealment of offenses among the Kin），又稱“親親相隱”、“親親得相首匿”、“親屬容隱”、“親親相容隱”或者“同居相隱不為罪”，是中國古代法律術語，指中國古代法律允許在一定親屬范圍內，互相隱匿包庇犯罪，官府不因此追究法律責任的制度{4}。最早將容隱原則應用于法律的似乎是秦律：“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而行告，告者罪。”中國容隱法自此開始形成。此后，中國各朝法律以及民國時期刑法都對容隱原則做了規定。新中國成立之后，容隱制度作為封建思想之糟粕被完全廢棄，扔進歷史的“垃圾桶”。至此，中華法系之傳統特征可謂蕩然無存。然而，與我國全面封殺容隱制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論是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在其刑事法律中或明文規定了容隱規則，或暗含了容隱制度的思想。

三、我國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徑之二—強化“但書”出罪機能

我國《刑法》第13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是我國《刑法》對犯罪概念進行的具體界定，其中“……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部分，我國刑法理論界通常稱為“但書”規定。“……不認為是犯罪”含義即指“不構成犯罪”。這種“但書”規定的界定方式，可以稱為定性加定量模式。筆者認為，這種定性加定量模式的犯罪定義，符合我國“法不責眾”的傳統法律觀。北京大學儲槐植教授認為，我國自古沿襲并且影響廣遠的“法不責眾”的文化傳統要求我們的刑事立法必須以縮小打擊面為宗旨，注重刑法的謙抑性。而達致縮小打擊面最為簡約的方式便是從犯罪構成的量上進行控制，把沒有達到一定數量界限的危害行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因此，可以說我國刑法中定量犯罪概念的存在是我國傳統法文化的當然體現。刑法“但書”的明確規定，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違法行為提供了一條有效的立法上的出罪路徑。

四、我國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徑之三—增設正當化事由

正當化事由，是指刑法中排除犯罪性的行為。正當化事由是不構成犯罪的情形，因而是定罪的反面。在大陸法系，正當化事由主要有：一是緊急行為，包括：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自救行為和義務沖突；二是正當行為，主要包括：法令行為與正當業務行為（治療行為，律師辯護活動，報導機關的報導、取材活動）、被害人承諾、推定的承諾、自損行為、安樂死。英美法系國家規定的合法辯護事由有兩類：一類是“可得寬恕（excuse）”，如未成年、錯誤、精神病、被迫行為等，相當于大陸刑法的責任阻卻；另一類是“正當事由（justification）”，如緊急避險、正當防衛、警察圈套（也有人認為此項辯護應列為可得寬恕辯護）等，相當于大陸法系的違法阻卻。目前，我國的刑法總則中明文規定的犯罪正當化事由只有兩種，即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與國外相比，無論是正當化事由的種類還是數量，我國刑法對正當化事由的規定都過于狹窄和單調。

五、我國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徑之四—確立無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

“無被害人犯罪”濫觴于美國學者埃德溫·舒爾（Schur）1965年出版的題為《無被害人犯罪》的著作。在該書中，作者首次提出了“無被害人犯罪（Victimless Crime）”的概念，即“人們有強烈的需要，主要在成年人之間依自由意志積極交換的行為，如果屬于不為社會承認且被法律所禁止買賣的物品或服務，即構成無被害人犯罪”。日本學者大谷實認為，所謂無被害人犯罪是指，專為保護宗教或道德，而同個人的生活利益無關的犯罪。概括地說，所謂無被害人犯罪是不對法益產生侵害或危險的犯罪，換句話說，就是保護法益不明確的犯罪。我國學者李貴方認為，無被害人犯罪指沒有直接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不明顯的犯罪。

如前所述，我國刑法分則對犯罪構成的規定具有量的限制，刑事立法上已經基本上將國際社會所稱的微罪與部分輕罪排除在犯罪之外，實行了非犯罪化。在刑法規定的犯罪大抵相當于國外刑法規定的重罪的情況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幾乎不可能。西方國家的非犯罪化，主要表現為對無被害人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單純違反倫理的行為的非犯罪化。但是，我國現行刑法已將單純違反倫理的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如我國刑法并沒有規定通奸、*倫、吸毒等犯罪）。在刑事立法已經充分實行了非犯罪化的立法體例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必然沒有很大空間。換言之，在刑事立法已經嚴格限制了處罰范圍的情況下，刑事司法沒有理由進一步限制處罰范圍。正因為如此，刑法第3條前段的規定具有存在的理由；也因為如此，我國刑事司法機關不應當盲目進行刑事和解，片面追求提高不起訴率；還因為如此，在行為符合法定犯罪構成的前提下，濫用刑法第13條但書宣告無罪的現象，應當杜絕。

作為當今世界刑法改革的主題，非犯罪化成為刑法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之一，未來也會隨著國民價值觀的變化而發生變化。我們要跟隨時代腳步，適應社會發展變化，推進我國刑法的進一步完善。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97年修訂)

2020最新刑法修正案九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