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

原、被告原系夫妻。1999年3月3日，雙方經協商達成一致，并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了離婚登記手續，同時就子女撫養和財產（承包的土地除外）分割達成協議。2000年4月1日，雙方未辦理復婚手續又同居生活。2004年8月，又因家庭瑣事發生矛盾而分居。2005年12月，原、被告離婚前共同承包的土地被征收，土地補償費為6.7萬元。此款由原告一人獨自領取。被告得知此情，立即找原告要求平分此款。原告一氣之下于2006年12月8日出外打工。被告于2007年1月將離婚時協議約定分給原告的四間房屋中的兩間用于出租，租金由被告收取。2007年5月7日，原告打工歸來，發現房屋被他人租用。原告找到被告，被告承認系自己將房屋出租，但被告強調如果原告同意將土地征用補償費的一半付給被告，被告可以將房屋歸還原告。原、被告多次協商未果。2007年6月2日，原告向法院起訴，要求被告歸還房屋兩間。

二、爭議焦點

本案是確認之訴還是給付之訴？

法院在處理此案時意見發生分歧。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應為確認之訴，即人民法院應判決確認原、被告離婚時的協議是否有效。其理由是，根據民政部2003年7月發布的《婚姻登記條例》的規定，婚姻登記部門在為婚姻關系當事人辦理離婚手續時，只是審查其是否自愿離婚并已經就財產和子女撫養問題作出了安排，而不對其財產分割條款或者協議作實質性審查，也就是說，該協議與當事人簽訂的其他民事合同一樣，在發生爭議訴至法院之前，從未經過權威部門的實質性審查。同時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八條的規定，當事人因履行離婚協議中關于財產分割的條款或者當事人因離婚財產分割達成的協議而發生糾紛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既然人民法院對此類案件應當受理，法院就應對從未經過權威部門實質性審查的有關事實進行全面審理，進而對“協議”的內容和效力作出明確具體的確認（判決），因此，本案應為確認之訴。

另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應為給付之訴。其理由是，所謂給付之訴，是指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判令對方當事人履行一定民事義務的訴。它具有以下三個特征：(1).當事人一方依法存在請求權，對方依法則應承擔某種義務，或者當事人雙方都分別享有某種權利和應承擔某種義務，而應履行義務的一方又拒履行義務。(2).雙方當事人之間有權利義務之爭，對如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發生爭議。(3).法院對案件經過審理，不僅要確認當事人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而且要在此基礎上判令義務人履行其義務。

而確認之訴，是指原告請求人民法院確認其與被告間存在或不存在某種民事法律關系的訴。其特征是，(1).當事人只請求法院確認其與對方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某種民事法律關系，并不要求法院判令對方履行某一民事義務。(2).確認之訴所要確認的民事法律關系必須是現存的，只是當事人對這現存的民事法律關系是存在還是不存在，或者存在的范圍有爭議，才能請求法院對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裁判。(3).當事人之間沒有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之爭，法院的裁判不存在執行問題。對照確認之訴和給付之訴各自含義及特征，本案應為給付之訴。

筆者持第二種意見。

三、評析

從本案的實際情況看，原、被告于1999年3月在婚姻登記機關辦理離婚登記，并就子女撫養和財產分割達成協議。被告之所以在離婚若干年后趁原告外出打工而將本屬原告的兩間房屋用于出租，且租金歸被告所有，這是因為原、被告離婚時未對承包的土地進行分割，且在土地被征收后，被告未得到屬于自己一部分的土地補償費。被告承認原告房屋系被告用于出租，同時指出，只要原告同意將土地征用補償費的一半分給被告，被告可以將出租的兩間房屋收回返還給原告。由此可見，被告將原告兩間房屋出租，不是被告認為房屋分配不公而提出反悔，而是因為另一法律事實（土地征用補償費）所引起。再說，原告起訴不是對離婚時的協議提出反悔或要求撤銷，也不是“請求人民法院確認其與被告間存在或不存在某種民事法律關系”，而是要求被告歸還本屬自己的兩間房屋，即“請求人民法院判令對方當事人履行一定民事義務”。再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八條第一款明確規定，“離婚協議中關于財產分割的條款或者當事人因離婚就財產分割達成的協議，對男女雙方具有法律約束力”。除非離婚協議違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導致協議無效外，其他對男女雙方均“具有法律約束力”。既然具有法律約束力，那被告趁原告外出打工且未征得原告同意，而將本屬原告的兩間房屋用于出租，租金歸被告所有，這種行為實屬侵犯原告合法財產所有權，法院應判令被告將兩間房屋歸還給原告。故本案應為給付之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