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類社會生活的演進、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的變遷，人類的生育制度也逐漸的發生變化，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正與革新。進入19世紀中后期由于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逐步推進，勞動力逐漸由體力型向智力型轉變，生產效率逐步提高維持社會運轉不再需要大量的人口;相反龐大的人口基數成為社會的沉重負擔，住房條件、資源分配、環境污染等問題日益增重，人類開始改變擴張的行為模式，產生控制人口的意識;生殖技術的發展使生育成為一個技術性問題實現了生育與性愛的分離，生育成為一個可以選擇的問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逐漸完善使生育在繼承、養老方面的功能被大大的削弱，基于以上原因我們可以的出：人類進入了權利生育階段。在中國生育還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它承接了“上事宗廟，下繼后世”的特殊功能，然而這個占據中國生育史的長達兩千多年的主導理論在現代社會正受到劇烈的沖擊。這就是本文的討論的背景。

二、關于死刑犯生育權問題的辨證分析

從上述背景的分析中并不能表明截然的立場，筆者對爭議各方的論點是持矛盾態度的。從批判的應然角度看筆者站在肯定說一邊，從保守的實然角度否定論者所提出的一些論據也十分有力，但這并不表示就贊同折中說。折中說仿佛更全面，更切合實際但其實也未能比前兩者提供更多的知識。除“男女平等說”①之外筆者經調查還發現了另外一種觀點對其表示質疑，即由于人工受精昂貴費用若允許通過該中方式行使生育權勢必在窮人、富人之間造成不平等，窮人只能夠支付子彈的費用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不可能選擇注射這中人道的死亡方式，又怎能為人工受精付費呢?又可保證子女將來的生活，人工受精只會是富人的一項特權!以下筆者將辨證的對這些蘊涵矛盾的理論予以分析

第一，理念與現實的矛盾。前文的論述中筆者在觀念上支持人權論方面的觀點，認為從思想啟蒙和解放角度而言其意義是深遠的。從這個角度肯定論者的確能獲得更多的“合理性”話語的支持，肯定論者將社會潮流中的人權話語引入論證，確實為起論據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但切不可忘記法律作為一種制度更多的是一種實踐理性一技術理性。人權主義的觀念言之有理、在現實生活中存在，但在總體上無法全面付諸法律實踐，法律是一種保守的力量而不是改革和革命的力量。如依人權主義那么國家機關將要為犯人的同居權，性權利提供保障，這是否在為犯人串供提供條件，是否使刑罰的教育功能懲罰功能下降，有損司法威嚴呢，是否超出國家機關的義務呢?我們人權主義的合理因素無法否認，社會的進步、法制的健全也離不開人權論的批判，但法律終歸還要回到現實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