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相關民事法律的規定，精神病人屬于為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故而在精神病人實施違法犯罪行為時，是不用承擔刑事責任的，故而在犯罪嫌疑人的厲害關系人稱其為精神病人的，需要進行刑事訴訟法精神病鑒定，之后才能界定其是否屬于精神病人。

刑事訴訟法精神病鑒定的規定：

在刑事司法實踐中，精神病人涉嫌犯罪的司法程序中存在一系列難題：諸如對被懷疑患有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什么情況下應當進行鑒定?鑒定程序由誰啟動?鑒定結論在訴訟中處于什么地位?法官對鑒定結論應該如何審查?這樣一些程序問題目前在法學界存在很大爭議，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諸多困惑和混亂，例如轟動一時的邱興華殺人案中，就有很多學者和司法鑒定工作者呼吁對邱興華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認為做不做鑒定關乎程序正義，但在存在諸多爭議的情況下法院仍然沒有給邱興華做司法精神病鑒定。筆者將在本文中通過對國外的立法進行考察的基礎上，力求對上述問題作出解釋。

一、國外有關司法精神病鑒定的立法考察

在美國，精神病或精神錯亂(insanity)是合法辯護一項重要理由，但是自1981年刺殺里根總統的兇手約翰·辛克利因精神病被宣告無罪之后，美國很多州都修改了法律，規定對精神病辯護從嚴掌握，要求以精神病為辯護理由的被告人，必須舉證來證明犯罪時存在精神失常狀態，有的州甚至要求承擔被告一方提出無疑證據的責任。英美法系的刑事訴訟模式是當事人主義，因此案件的調查取證基本上完全由控辯雙方來完成。按照這種訴訟模式以及英美法系的犯罪構成體系，辯方必須提出能夠證明自己犯罪時精神失常的證據，法院才會考慮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能力的問題。加上英美法系的法律形式主要是判例法，有關司法精神病鑒定的標準主要是通過一些經典判例確定的，但自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也開始注重法典化，例如美國法學會于1962年完成了《模范刑法典》的制定工作。

德國和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有關司法精神病鑒定的制度主要是通過成文法典來規定的，但現在也日益注重對判例的研究。由此可見，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有相互借鑒、相互融合的趨勢，在司法精神病鑒定的問題上亦是如此，既重視立法完善又重視判例研究，兩者相輔相成。例如日本正是通過司法判例逐漸確立了司法精神病鑒定中的生物學和心理學混合標準，并逐漸向心理學標準傾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對國外有關司法精神病鑒定的立法和實踐進行考察后，筆者對我國的司法精神病鑒定制度中有關鑒定程序的啟動條件、啟動主體和鑒定結論的應用等問題有了以下思考。

二、應當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的情形

究竟什么情況下應當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這是目前學術界和實務界都比較關注和爭議較大的問題之一，可能有人認為重大案件諸如殺人案就應當做鑒定，或許甚至有人會覺得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對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應該做司法精神病鑒定。筆者認為，在做不做司法精神病鑒定的問題上，首先我們必須明確以下幾個問題：

(一)“無病推定”原則

可能有人會覺得對每一個人都應當做司法精神病鑒定，這樣有利于保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但我們會發現實際情況是：現實中絕大多數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精神正常的，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對每一個都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是不切實際的，不僅會浪費大量的司法資源，而且對絕大多數精神正常的人來說可能是一種不必要的折磨。其實早在1843年英格蘭的《麥克·諾頓條例》中，就已經確立了“無病推定”原則，這一原則現在已經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有的國家甚至把它寫入了刑法典中，例如澳大利亞。

無病推定原則(Presumption of No MentalDisorder)“特指在司法精神醫學鑒定過程中，鑒定人對被鑒定人的精神狀態首先應當推斷為正常，且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或民事行為能力，除非有確鑿的證據證明被鑒定人確實患有精神障礙并且因此而影響其主觀上對自己行為的辨認或控制能力時，方可作出有病以及限制其相應法律能力的鑒定結論之一種司法精神醫學鑒定思維模式。”它是一種法律上的推定，也是一種基于生活經驗的推定(實際上絕大多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精神正常的)，要推翻這種推定則必須有被告方的舉證、司法精神醫學鑒定人員的鑒定加上法官的審查和認定。根據無病推定原則，刑事司法中大多數情況下是不需要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的。

(二)應當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的情形

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主要是職權主義模式，法官擁有一定的調查取證的權力，公安機關和檢察院都可以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時精神錯亂的證據，法官在發現被告人犯罪時可能存在精神錯亂的情況時，可以依職權要求對被告人做司法精神病鑒定。公安機關和檢察院也可以委托鑒定機構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但我國法律法規并沒有明確規定在什么情況下應當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

究竟在何種情況下應當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呢?同樣是涉嫌故意殺人的案件，馬加爵案、鄧玉嬌案做了司法精神病鑒定，邱興華案、熊振林案則沒有做鑒定，這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在這一問題上理論界和實務界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司法實踐中隨意性很大。在這方面，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借鑒和參考國外的做法，在修改刑事訴訟法或出臺精神衛生法時予以明確。

1、確立無病推定原則。筆者認為，我國的精神衛生立法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時首先應當考慮確立無病推定原則。在無病推定原則的前提下，對于應當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的限制條件應該是：辯方能夠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患有精神病的證據，例如曾經患有精神疾病的病史、作案時或作案后行為反常等，并證明行為人在實施危害行為當時可能存在精神失常狀態，法院才可以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當然辯護方也可以直接提出司法精神病鑒定結論作為證據，有關具體制度的構建可以參考和借鑒國外的立法和實踐。

2、明確辯方舉證的證明標準。在堅持無病推定原則的前提下，辯方對自己提出的精神病辯護負有舉證的責任，但這個舉證責任應當達到何種程度呢?這與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有著密切的關系，而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明標準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一表述比較籠統和模糊。筆者認為，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能力問題上，如果將來刑訴法再修改后確立“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那么辯方提供的有關精神狀況的證據只需要達到合理懷疑的程度就足以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也就是說對已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能力有合理懷疑時就應該啟動精神病鑒定程序。“合理懷疑”這一標準的掌握，可以考慮通過在司法實踐中對類似的案例進行總結來確定一些具體的標準，例如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導制度。

3、明確司法機關的義務。《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決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的時候，應當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根據這些規定，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在刑事司法中都有收集有罪(罪重)和無罪(罪輕)兩方面證據的義務，但這種收集證據的義務范圍到底有多大?筆者認為，這種收集證據的義務僅限于案件事實的有關材料，確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能力屬于案件事實，因此司法精神病鑒定屬于司法機關收集證據義務的一部分。但這種義務是一種附有特定條件的義務，其條件是查明案情的需要。由此可見，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的條件具有相對模糊性，司法機關可根據案件情況確定是否進行鑒定。檢察院在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的過程中如果發現犯罪嫌疑人可能患有精神病，可根據案件情況裁量是否進行鑒定，法院在審判過程中亦是如此。如果司法機關違反這種義務，目前法律上也沒有明確規定應該承擔何種法律責任。筆者認為，司法機關違反這種義務的法律責任有可能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導致的退回補充偵查、發回重審等程序性制裁，這些可以在刑訴法再修改時或出臺精神衛生法時予以考慮。

三、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的啟動主體

當具有應當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的情形時，誰有權利(或義務)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呢?根據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和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公安機關機關、檢察院和法院在特定情況下都有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的義務。但問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近親屬都沒有權利啟動司法鑒定程序，是否應當在立法上賦予辯方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的權利呢?

畢竟司法鑒定人員是一種專家證人，他們提供的往往是一種有償服務，接受不同主體的委托可能會導致鑒定人員產生不同的傾向性，例如控方委托的鑒定人員可能做出的鑒定結論更有利于控方，辯方委托的鑒定人員做出的鑒定結論可能更有利于辯方，這樣就很難保證司法精神病鑒定的客觀性和中立性。因此，有人主張取消控方啟動司法鑒定的權利，認為控方享有司法鑒定的啟動權容易導致鑒定的傾向性，也容易導致控方消極不作為或濫用鑒定啟動權，有人主張將司法鑒定的啟動權統一收歸法院。但筆者認為，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是司法機關在特定條件下的義務，而非一種權利，尤其是對控訴機關而言，他包含在控方的舉證責任之中。

在我國目前以職權主義為主的訴訟模式中，法院在特定情況下實際上承擔著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的義務，當然這是有必要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控方和辯方啟動鑒定程序的權利(或義務)既然控方在特定情況下承擔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的義務，那么也應當賦予辯方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的權利。這種將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的啟動權分散的做法也可能會導致鑒定結論帶有傾向性、重復鑒定等問題，筆者認為可以通過法庭的舉證質證環節來判斷哪一方的鑒定結論更為可信，同時可以通過立法和行業自律來規范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員的行為，當然這就對法官和鑒定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這樣一種改革可能需要一定的時間。

四、司法精神病鑒定結論在刑事司法中的應用

司法精神病鑒定的結論在刑事司法中到底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呢?刑事司法中該如何審查和運用司法精神病鑒定結論呢?

(一)司法精神病鑒定結論的法律地位

司法精神病鑒定的結論在證據種類上在國外屬于鑒定結論中的專家證言(expert psychiatrictestimony)，在我過現行刑事訴訟法中屬于鑒定結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Clark v.Arizon一案中指出，這種專家證言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第一種，觀察證據(observationevidence);第二種，精神疾病證據(mental-disease evidence);第三種，責任能力證據(capacityevidence)專家證言與其它鑒定結論一樣是法定證據的一種形式，是否采納該證據最終是由法官來裁判的。與其他的證據形式有所不同的是，它是依據一定的專業知識專門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精神狀況以及刑事責任能力所作的判斷，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明確的針對性。

(二)司法精神病鑒定結論在刑事司法中的運用

法官在何種情況下應當采納司法鑒定人員關于精神病人刑事責任能力的鑒定結論呢?或者何種情況下不予采納這種專家證言呢?這是一個難題，畢竟法官是不可能對這樣的專業問題非常精通的，要求法官去裁判這樣的專業問題似乎存在很大的困難。

1、法官與鑒定人的角色之爭。由于目前我國的法官水平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加上有關刑事司法鑒定的法律法規并不完善，在刑事審判中法官對鑒定人員的鑒定結論的態度往往走向兩個極端：一種是極端的不信任，另一種是盲目地采信，比較常見的情況是法官直接依據精神病專家對病人刑事責任能力的鑒定結論作出有罪、減輕處罰或無罪的判決。如果法官不加任何審查地采信鑒定結論，那么鑒定人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審判的主導者，也就意味著鑒定人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法官的角色。如果法官一味地否定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固然能夠主導整個審判，但法官畢竟欠缺有關的專業知識，可能會將一個完全沒有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送進監獄，也可能讓一個偽裝精神病的犯罪人逍遙法外，因而無法保證審判的科學和公正。

2、法官對待鑒定結論的正確態度。法官顯然不能盲目采納鑒定結論，也不能盲目排斥接鑒定結論。筆者認為，法官對這種專業性的證據的內容難以作出實質性審查，因此主要是進行形式審查，即審查其形式上是否符合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與合法性。尤其是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這主要包括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員的資質是否合法、鑒定的程序是否合法、鑒定人有無收受賄賂的情形等等。簡而言之，在刑事責任能力的判定過程中，法官“不能直接照搬精神鑒定結論，而是應該從法律規范的角度進行判定。在裁判時，無論采不采用鑒定結論，都應當詳細說明理由。”

3、鑒定人對待鑒定結論的正確態度。鑒定人作為一種專家證人，在提供這樣的專業司法鑒定服務的過程中，則應當盡量保持客觀中立，并嚴格遵守職業規范，全面收集資料，會見被鑒定人，運用生物學和心理學的混合標準，力求作出科學公正的鑒定結論。另外，鑒定結論應當盡量避免使用過分專業的醫學術語，鑒定人員應當以通俗的語言解釋有關的醫學問題，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當出庭作證，以保證訴訟參與人能夠聽懂鑒定結論和進行質證。

我國法學理論界和實務界長期以來對司法精神病鑒定問題都缺乏足夠的關注和研究，司法精神病鑒定的程序比較混亂，標準也不統一。鑒于我國精神病人的數量龐大以及精神病人實施危害行為的事件的多發性，我們必須給予司法精神病鑒定問題更多的關注和研究，在刑事司法中慎重對待司法精神病鑒定問題，以求在保護社會與保護精神病人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患有精神病是一種刑事抗辯理由，在經過刑事訴訟法精神病鑒定，確定患有精神病的，可以減輕刑事處罰，或者不處罰。這是由于精神病人在實施違法犯罪行為時無法辨識自己行為的正確性，而設立刑事法規的目的在于使公民畏懼于刑事處罰。

最新2020年刑事訴訟法解釋

新刑事訴訟法證據規則有哪些呢

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