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劫罪死刑辯護詞，辯護詞中，要申明一審判決量刑過重的理由，如罪犯有檢舉，揭發他人的立功表現，罪犯主觀惡性較小，，希望酌情從輕處罰，辯護人懇請有關部門，對于該案予以核實，罪犯罪不至死，通過今天在法庭上遞交申請的書面材料。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對于有立功表現的，應該從輕處罰。

審判長、審判員：

我受律師事務所的指派并接受委托擔任本案上訴人a的二審辯護人，依法出席今天的法庭。開庭之前，我會見了上訴人，詳細地查閱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本辯護人對a構成搶劫罪不持異議，但一審判決量刑明顯過重，理由如下：

一、上訴人a具有以下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法定情節和酌定情節。

1、法定情節

(1)上訴人a有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的準立功表現。一審判決后，上訴人a深刻認識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責，通過看守所主動揭發了一起由被告人b、c兩人合伙敲詐他人的犯罪事實以及c盜竊的犯罪事實，但不知何故未能轉交到偵查機關，現上訴人通過今天的法庭再次提交了該書面材料，而且被告人b對敲詐他人的事實當庭予以承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規定：“根據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發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該案件現在雖未經查證，但對于一個重刑犯，我們不應該疏漏任何一個對其可能減輕處罰的情節，本辯護人懇請有關機關對該案予以核實。根據我國刑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退一步說，即使該案因種種原因未能查清，上訴人a仍然罪不至死。

(2)上訴人a主動揭發了伙同其他人共同作案的犯罪事實。在上訴人參與的這些案件中，上訴人除供述了與b、c共同作案的犯罪事實外，還主動揭發了伙同d共同參與搶劫的犯罪事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發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實的，可以酌情予以從輕處罰。”但遺憾的是，在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審判決中，這一點卻未得到體現。

(3)上訴人a認罪態度好。上訴人a被公安機關抓獲后，即向公安機關坦白了所有犯罪事實(有個別案件實在記不清的，不能認為是上訴人認罪態度不好)，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在上訴人參與的這些搶劫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上訴人主動坦白的，后經公安機關查證屬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上訴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同種罪行的，可以酌情從輕處罰;如實供述的同種罪行較重的，一般應當從輕處罰。”盡管上訴人存在以上可以從輕的行為，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審判決中仍然未給予認定。

2、酌定情節

(1)上訴人a主觀惡性小。上訴人a雖為搶劫，但比起其他的搶劫案件來說，上訴人的主觀惡性非常之小，我們不能只看到上訴人參與搶劫的次數多，我們還應該看到上訴人參與這么多次搶劫卻沒有一起哪怕是致受害人輕微傷的危害后果，用上訴人的話來說：“我們只搶錢，從未想過真的傷害他人。”這種行為雖為搶劫，但比起盜竊其社會危害性又能強多少呢?!憑心而論，這種搶劫比起搶劫一次就致人重傷甚至于死亡的案件來說其社會危害性要小得多!在一起搶劫案中，司機請求上訴人把手機卡還給他，上訴人就真的把手機卡取出來還給了司機(見公安機關偵查卷36頁和51頁)。在另一起搶劫案中，上訴人搶劫后還把車鑰匙給司機放在副駕駛座位上還給司機(見公安機關偵查卷38頁)。從上述兩個很小的細節我們完全能夠感受得到，上訴人的主觀惡性非常小!因為上訴人的搶劫行為，我們當然不能說他多么善良，但我們的確看不出上訴人有多么窮兇極惡!

(2)上訴人曾經舍身救人。大概在2006年，溫州汽車站新南站王子花園前面匯豐賓館門口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當時，有一輛車和一輛別克商務用車撞到了一起。該車的司機下車扒著商務車的車窗找商務車司機理論。沒想到該商務車司機卻猛踩油門飛速狂奔，正在同他理論的司機雙腳拉著地被掛在車外。此時，上訴人恰好開著一輛捷達浙c 2077從對面過來，兩輛車分行在中間的隔離帶兩側。等上訴人發現可以轉彎的空隙時，那輛別克商務車已經開了過去。上訴人沒有多想，掉轉車頭就追了上去并強行把那輛別克車攔了下來。由于那輛別克車車速很快，那輛車直接撞在了上訴人的車屁股上。那名被掛在車窗外的司機得救了。溫州電視臺對上訴人進行了采訪并對上訴人的事跡在電視臺做了報道。由上我們不難看出上訴人具有優良的本性，上訴人并非不可救藥，只要給上訴人重新做人的機會，上訴人是完全能夠改造好并回報這個社會的。

(3)上訴人a上有老人需要贍養，下有小孩需要撫養。上訴人a上有年近古稀的父母需要贍養，而且其父親身體殘疾，左下肢股骨頭已經壞死，如果沒有上訴人的照料，其晚年生活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上訴人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小的剛剛八歲，如果對上訴人判處死刑，對兩個無辜的孩子來說，對他們未來的成長也非常不利。請求上級人民法院能充分考慮這一情節。

二、上訴人a不屬“罪行極其嚴重，依法必須適用死刑的情況”。

上訴人a雖有多次搶劫的從重情節，但其從未發生過哪怕是致人輕微傷的行為，而且所有搶劫均是發生在凌晨，并非在眾目睽睽之下、大庭廣眾之前，見誰搶誰，結合上訴人a具有以上從輕或減輕處罰款的法定和酌定情節，上訴人a不屬“罪行極其嚴重，依法必須適用死刑的情況”。決不能認為搶劫次數多就是罪行極其嚴重，搶劫次數多只是搶劫罪的一個從重情節。如果上訴人a連這個情節也沒有，就不會對上訴人a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這個幅度內量刑了。但上訴人即使具有該情節，對其尚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直至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幾種量刑，本辯護人認為，對其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于無期徒刑之間量刑較為合適，但無論如何不應對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國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

我國現行的死刑政策是堅持“少殺、慎殺”。最高人民法院多次明確強調，要進一步確立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相適應的刑事司法理念，必須嚴格控制和適用死刑，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要充分發揮第二審程序對第一審案件所具有的獨特的司法救濟功能，確保死刑案件的審判質量。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份在其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刑事審判工作的決定》中特別強調，人民法院貫徹黨的刑事政策，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就是要嚴格掌握和統一死刑適用的標準，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第五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如是說：“死緩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創舉，要注意充分運用這項制度既能夠依法嚴厲懲罰犯罪又能夠有效減少死刑執行的作用，凡是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殺，殺了就是犯錯誤。”雖然公訴人辯稱辯護人所述的上訴人a具有的“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法定情節均是“可為”情節，而非“應為”情節，但只要具有上述情節就足以說明上訴人a屬“可不殺”之列。

綜上所述，搶劫罪死刑辯護詞，應當申明一審判決法院對罪犯判處死刑，量刑標準過于嚴重，依據我國刑事政策，少殺，慎殺的原則，根據罪犯犯罪情節，請求人民法院給罪犯一個機會。人民法院嚴格控制死刑，統一死刑的量刑標準，對于極其嚴重的罪犯，才判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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