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后，具體的罰金金額是多少由法律規定給出一個大致范圍后，審判的法官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犯罪性質、單位情況等形式自由裁量權進行確定。那么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確定具體的罰金金額時，依據什么樣的罰金標準呢？

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罰金刑的裁量根據是指法院對犯罪人是否處以罰金以及確定罰金具體數額的根據。

從各國刑事立法的規定來看，主要有三種不同的模式：

一是以犯罪情節為根據，即根據犯罪情節的輕重決定是否選科罰金，以及判處與之相適應的罰金。此種立法模式以日本等國的刑法為代表。

二是以犯罪者的經濟狀況為根據。如蒙古刑法典第41條第2款規定：“罰金的數額，應當由法官依據被判刑人的財產狀況來決定。”巴西的刑法典也有類似規定。

三是以犯罪情節為基礎，參考犯罪人的經濟狀況決定罰金額。例如前蘇俄刑法典第30條規定，“罰金的數額，應當根據所犯罪行的輕重程度，并考慮犯罪人的財產狀況”。

在我國刑法修改過程中，國內多數學者主張采取上述第三種立法模式，即確定罰金數額應在考慮犯罪情節的同時，適當考慮被告人的經濟狀況等因素。他們認為，完全以犯罪情節為根據的立法模式，過分從形式上強調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但沒有注意到犯罪人所擁有的財產懸殊及適用罰金刑時的不平等，同時這種方式有時因無法執行而落空。可以說，法律的權威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法律的執行效果上。正如刑事古典學派的代表性人物所言：“對于犯罪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即使刑罰是有節制的，它的確定性也比聯系著一線不受處分的希望的可怕刑罰所造成的恐懼更令人印象深刻。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惡果，一旦成了確定的，就總令人心悸。”因此，罰金刑同死刑、自由刑一樣，一旦判決，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否則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就無從談起。并且，在司法實踐中，審判人員在確定罰金數額時，考慮更多的是刑事被告人的經濟狀況和判決罰金的可執行性。

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典，并沒有采納上述觀點。新刑法第52條規定：“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情節決定罰金數額。”可見，就立法規定來看，采取的是前述第一種立法模式。不過，最高人民法院后來從更為務實的立場出發，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了上述觀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犯罪情節，如違法所得數額、造成損失的大小等，綜合考慮犯罪分子繳納罰金的能力，依法判處罰金。這一規定顯然接近于述第三種立法模式。

以犯罪情節為主、兼顧犯罪人支付能力的主張，從表面看，既有利于體現刑法的公正性，又有利于提高罰金刑的執行率，似乎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做法。但從實際看，這種觀點由于過于理想化，操作起來很難把握。因此，筆者并不同意這種觀點，理由如下：

一、倡導此根據的學者認為，這是刑罰個別化的體現。

所謂刑罰個別化，刑罰輕重不能僅僅根據犯罪的客觀危害事實，而應以犯人的性格、惡性、反社會性或危險性的強弱為標準對犯人進行分類，并據此實行刑罰個別化，以期達到社會防衛的目的。刑罰個別化主要是與其人身危險性聯系在一起的。顯然，被告人的財產支付能力與人身危險性無關，不屬于刑罰個別化的內容。這就如同對被告人判處自由刑一樣，顯然，年輕人可能比年長者活得時間更長，即服刑能力有大小之分，難道為貫徹刑罰個別化的精神，在犯同樣罪行時，對年輕人就應判處較長的自由刑刑期?

二、倡導此根據的學者根據邊沁的罪刑相稱的刑罰思想，即“同樣的刑罰加之于不同的犯罪人，其感受和效果是不同的。

同樣的財產刑對富人無足輕重，對窮人則沉重不堪”，因此認為以支付能力為根據才能達到實質平等。

三、對被告人的財產狀況進行詳盡的調查是以犯罪人的支付能力為根據進行罰金刑的裁量的基礎。

但由于我國目前尚未推行財產狀況隨卷移送制度，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也沒有把調查收集犯罪嫌疑人經濟狀況方面的材料作為偵查的一項內容，確定刑事被告人經濟狀況的依據只是審判人員提審或庭審過程中被告人的口供，很顯然，這樣的結論是缺乏充分證據證實的，據此而確定的罰金數額也是在沒有事實依據的基礎上形成的，表現出了法官在確定罰金數額時的主觀隨意性，并由此導致裁量結果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即使需要調查受刑人的支付能力，必然耗費大量的時間、財力、物力和人力，而且往往難以查清，影響司法效率，因此，其可行性值得懷疑。

綜上所述，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法官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權時依據的罰金標準，法律只對需考慮的因素進行了大致規定，但其中某一因素達到什么程度判處具體什么金額的罰金并未有具體的規定，這是正常合理的，因為每個個案的情況都有各自的情況，法律不可以也不能做太過詳細的規定。

罰金執行機關是誰,誰來執行罰金處罰

罰款可以抵扣罰金嗎,罰款能否折抵罰金

收取罰金具體有哪些方式 罰金有幾種繳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