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偵查機關以及訊問人員

在刑事案件的偵查訊問過程中，訊問人員屬于強勢力量，他們不但掌握著整個訊問過程的主導權，而且對于是否存在刑訊逼供有著發言權。對于偵查機關而言，訊問的主導權是必須的，這是保證偵查效率的一個基本前提。在偵查實踐中，偵查的成效依然是基層公安機關的一個重要考核指標。2001年的10月，公安部頒布實施了《公安機關執法質量考核評議規定》(第60號令)，隨后全國各級機關按照公安部的要求組織開展了執法質量的考評工作。執法質量考評作為公安機關一項重要的執法監督的措施，對全面準確地掌握公安機關的執法現狀，進一步提高公安機關的執法質量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相對僵硬的考核標準一旦與領導的政績、民警的績效以及單位的評優獎勵等切身利益密切掛鉤，就可能形成一種“利益驅動”機制，即為了達到外在的目標而忽視內在的執法過程。更有一些地方機械理解執法質量考評體系，給基層派出所下達罰款指標、治安拘留指標、破案指標，不能完成指標就會影響警察個人的福利待遇。公安部更是在2004年6月1日公開提出“命案必破”目標。[13]這種目標的出發點是好的，但要求在規定的短時間內，偵查人員必須對案件的任何線索了如指掌，對任何證據都能探囊取物，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這實際上否定了那些由于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導致在較長時間內不能破獲甚至根本無法破獲的案件，過高估計了偵查機關的偵查能力，也擠占了其他案件分配的偵查資源。由于種種現實條件限制，這種僵化的執法目標不一定成為偵查人員的動力，反而有可能成為不能承受的巨大壓力。

從制度分析的角度看，任何一種制度安排，都會對制度下的人產生不同的激勵效應。過于強調偵查成效的制度設計，可能會在短期內對提高偵查人員的士氣有所助益，但是長期來看卻可能有很多負面影響。首先，在現有偵查條件下，對破案率寄予過高的期望，可能會促使偵查人員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造成違法取證甚至刑訊逼供。公安機關在《公安部關于堅決制止公安干警刑訊逼供的決定》(1992)中也明確承認：“干警偵查、審訊能力不高，辦法少，加上案件多、任務重、心情急躁，為盡快弄清案情，往往求助于刑訊逼供。”其次，過于強調偵查的結果而忽視程序，將在整個偵查機關內部造成程序虛無主義。再次，過于強調破案成效并以此作為獎懲依據，將使得各地偵查機關盲目攀比，浮夸成風。公安部在2002年1月的全國公安廳局紀委書記會議上指出，今后省級公安機關一年內發生兩件刑訊逼供，或兩件濫用槍枝警械致人死亡案件，或各發生一件致人死亡案件，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長必須到公安部檢討和接受檢查。[14]這種措施表面上看是決心抑制刑訊逼供的發生，但過于嚴苛的連帶責任可能反而導致對刑訊逼供案件的掩蓋和隱瞞。試想，當刑訊逼供的披露將影響到上位者自己的“頂戴”之時，幾人有如此“自毀長城”的道德勇氣?要訊問人員通過自律，來遏制刑訊逼供的發生，可能有悖于“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