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逼供是我國法律所嚴厲禁止的行為,然而在司法實踐中,這一行為卻頻頻發生,并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客觀地講,刑逼供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可能提高破案效率,有時也有利于快速打擊違法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它嚴重違背了國家的法律,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破壞了人們對法律的信仰,且極易引起冤假錯案的發生。權衡利弊,自當堅決反對刑逼供。因此從對刑逼供屢禁不止的根源分析入手,研究以預防為主、懲治為輔進行綜合治理的方法,對遏制刑逼供具有重要的理論及現實意義。
刑逼供根源綜合治理
刑逼供是我國法律明文禁止的行為,刑事訴訟法第43條明文規定:“嚴禁刑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證據”。刑法第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條、第232條的規定從重處罰”物質條件上,司法投入普遍不足。司法投入不足,將直接產生兩個結果,第一是挫傷了偵查人員的積極性。我國司法工作人員的薪水與其工作量是極不相稱的,尤其是在基層,拖欠工資現象屢見不鮮。如果連工資都不能保障,何談司法公正呢?再進一步來說,司法投入的不足導致偵查機關也不可能大量引進高素質的偵查人員。第二,司法投入不足致使偵查設備不能及時更新,而偵查破案既需要偵查人員通過自己的感官觀察和思維去獲取言詞證據,又需要運用先進的偵查技術器材去獲取物證。由于以上兩個因素直接導致偵查水平的低下,而偵查水平的低下又進一步導致偵查活動對口供的極強依賴性。偵查機關工作人員也許正是在這種出于無奈的情況下選擇了刑逼供。
制度設計上,相關制度的失衡或缺位。其一,我們看到立案查處的刑逼供案件基本都發生在偵查階段,問題的關鍵在于警檢分離的體制。由公安機關立案的案件,偵查終結后全部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偵查與起訴是兩個界限分明的訴訟階段,檢察機關幾乎不介入偵查過程。雖然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部門,有權監督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但事實上缺少有效監督機制,待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捕或審查起訴時發現查處,公安機關的違法侵害事實已然形成。因此可以說,失去有效監督的偵查階段成了刑逼供的“安樂窩”,這是現行法律制度的一個缺陷。其二,我國一直未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司法實踐中,即使是非法獲得的非言詞證據,只要查證屬實,依然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辦案人員照樣可因破案率的提高而獲利,這無疑又成為助長刑逼供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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