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假證構成犯罪嗎

對于購買各種假證(國家機關工作證、畢業證、身份證等證件)的行為，是否能夠入罪及如何入罪問題，近來學界和司法實務部門頗有爭議。筆者認為，對購買各種假證的行為的刑法評價，應從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出發，以現行刑法條文的明確規定為依據，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才能做到實事求是，不枉不縱。

一、要充分認識購買假證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證件是社會對于自然人的一種要求，這種要求在當今信息快捷、交通便利的社會尤為重要。而寫在紙上的東西，偽造起來并不困難。按照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假證能成為商品，一定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這兩種屬性。假證的價值可以等同于購買假證的價格，但是，假證的使用價值不能估算。假證擾亂了社會秩序，它危害的不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整個社會。

問題是，涉假證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現已呈逐年上升趨勢。那么為何制假證有如此大市場，這與買假者有直接關系，龐大買方市場的支持，為制假證者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土壤。賣假者是為了牟取暴利，買假者也是為了自身利益，假證無疑是買假造假市場搶手的“商品”。毋庸置疑，造假的不法分子敢于以身試法，假證件的買主難脫干系。

司法實踐中有人認為，考慮到買假證的動機目的僅是為了實現個人利益，與搶劫、盜竊、故意傷害等其他犯罪相比，犯罪程度相對較輕，對社會危害性較小，情節也不嚴重，因而出于社會和諧、寬嚴相濟的考慮，應將制假者作為打擊重點，而對購假者可根據有關規定給予一定的行政處罰，無需用刑事追訴。筆者認為，這種觀點無疑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買假證者，購買假證者確實不同于搶劫、盜竊、故意傷害，因為購買假證危害的不是具體的人，而是由人組成的社會，這與搶劫、盜竊、故意傷害的犯罪對象有本質的不同。證件被任意偽造、販賣的后果是證件權威性的喪失，這不單純是對證件本身的蔑視、褻瀆，也是對社會規則的蔑視和褻瀆。所以，購買假證不能用犯罪程度較輕來定位。

二、對購買假證行為的評價應以刑法條文的明確規定為標準

對任何一種具有社會危害性行為的刑法評價應以罪刑法定原則為基礎。我國刑法確立的罪刑法定原則其基本含義包括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構成犯罪和給予處罰，必須以刑法的明文規定為前提，如果刑法沒有明文規定，即使行為危害很大，也不能認定犯罪和給予處罰。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內容應該包含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罰必須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規定，不允許法官自由擅斷;其二，實定化，即對什么行為是犯罪以及犯罪所產生的具體法律后果，都必須作出實體化的規定;其三，明確化，即刑法條文必須用清晰的文字表述確切的意思，不得含糊其辭或模棱兩可。

那么對于購買假證行為的性質應如何評價，我國刑事立法有無作出明確規定?刑法第二百八十條已經對此問題作出明文規定。該條共有三款。第一款規定了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只處罰偽造、變造、買賣者;第二款規定了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只處罰偽造者;第三款規定了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罪，只處罰偽造、變造者。這種立法上的區別對待，既突出了刑法對行使國家管理職權的國家機關予以特別保護的立法本意，同時也限定了侵犯國家機關以外的其他單位印章以犯罪處理的范圍。即對侵犯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的犯罪，僅限定為偽造這一種行為，并限定印章這一個對象。而對侵犯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的犯罪，不僅僅只限定為偽造這一種行為，還包括變造、買賣這兩種行為。

所以，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既然法律已經對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的行為作出了法定、實定并且明確化為犯罪的規定，那么就應當認定買賣雙方均構成犯罪，也即購買假證的行為應當入罪;而對買賣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和居民身份證的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也僅僅限定為販賣偽造高等院校學歷、學位證明的，以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的共犯論處。所以，對于購買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和居民身份證的行為，不應當入罪。

但也有觀點認為，對于沒有參與公文、證件、印章等的實際偽造、變造過程的，對于單純購買假證的行為，不宜以犯罪論。其主要理由是：我國現行刑法所有的“買賣”型犯罪中，“賣出”行為是刑事立法的打擊重點，對于單純的以自用為目的的買入行為，不應當以犯罪論，不宜追究單純買入者的刑事責任。并進而舉例在買賣毒品的過程之中，“賣出”或者以“賣出”為目的的買入，是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所規定的“販賣”的真實含義，至于“自用”型的單純“買入”原則上不為罪，更不會構成“販賣”行為的共犯。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值得商榷。其一，對購買假證行為的評價，應該以罪刑法定原則為標準;其二，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的行為，涉及刑法理論上的對向犯(也稱對合犯)。對于對向犯的刑事責任，我國刑法分則規定了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規定同時處罰雙方。其中有的是同罪同刑，如非法買賣槍支、彈藥、爆炸物罪;有的是異罪異刑，如受賄罪和行賄罪。另一種是只規定處罰一方，如販賣毒品罪。購買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的行為符合第一種情況，無論其購買動機、目的如何，都應與販賣者一樣論處。

因此，司法機關在具體辦理購買假證類案件時，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格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條規定的罪狀和法定刑，以罪刑法定原則為指導，準確認定犯罪，不偏離法律條文的規定，既不放縱犯罪，也不濫定罪。

三、對于購買假證者應認定為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

有觀點認為，對于向制假者提供照片、個人信息等資料進而從對方購買假證的行為，以偽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罪的共犯論處。應當說，這種觀點的提出，有可圈可點之處。根據共同犯罪理論和犯罪構成理論，購買假證者能夠成為偽造、變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的共犯。因為從客觀上看，購買假證者實施了幫助行為，例如其要向偽造、變造者提供照片、個人姓名、生日等信息資料，然后從偽造者手中再購回帶有偽造的國家機關印章的虛假證件;從主觀上看，購買者有偽造虛假證件的故意。主客觀條件決定了購買者可以構成幫助犯或者教唆犯。

如果僅僅從購買假證者對假證制造者實施了教唆或者幫助行為這一點分析，對購買者與假證制造者一并按共同犯罪論處確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筆者認為對這類購買假證行為的處理還是應以刑法有無明文規定為標準。刑法第二百八十條第一款規定了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明確規定要對偽造、變造、買賣假證這三種行為定罪處罰。因此分析“向制假者提供照片、個人信息等資料進而從對方購買假證”這種行為，其實質屬于買賣假證中的購買假證行為。因為但凡購買假證者，客觀上一般均需根據制假者的要求，向制假者提供照片、個人信息等資料，而購買假證者主觀上追求的是使假證買賣成功的結果。按照刑法條文規定，刑法已將這種行為與偽造、變造假證這兩種行為區別開來，單獨作出評價，即仍應以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定罪處罰，而不以偽造、變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罪的共犯論處。至于購買假證者同時具有其他犯罪故意或實施了其他犯罪行為的，則應結合具體案情，區分不同情況，分別處理。

行為人不構成偽造買賣國家證件罪。對購買假證者不以犯罪論處更為妥當，即沒有參與公文、證件、印章等的實際偽造、變造過程的，對于單純購買假證的行為，不宜以犯罪論。如果你情況比較復雜，律霸網也提供律師在線咨詢服務，歡迎您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