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訊逼供罪,特別是致人死亡的,如果全都以“免予刑事處罰”了結,那么刑訊逼供在某種語境下無異是等于“準合法”地殺人。不但是對有罪者合法權益的輕視,而且對好人——比如趙*海這樣的無辜者,更是極大的不公。刑訊逼供的成本如果如此畸輕,把人給逼供死了都無需承擔刑責,像趙*海案這樣“僅僅”是屈打成招卻保住了命的,豈不是更無關緊要了?那么,辦案人員下狠手,有時候可能就不會考慮得太多——最重也不過免于刑責,打死個把嫌疑人又算得了多大事?
當然,冷靜一點說話,法院可能是考慮到審訊中的刑訊逼供與一般性質的故意傷人是不能同日而語的。抑或在司法體系內部,還認為審訊中的刑訊逼供有時候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對辦案人員的刑訊逼供罪刑罰過重,因逼供獲罪者太多,司法人員的職業風險與成本太大,不利于破案和打擊犯罪。從網上言論看,一些司法體系內的人士對嚴肅處理刑訊逼供者也有一些微詞。
然而我以為,一是刑法中關于刑訊逼供罪的量刑規定其實并不十分嚴厲,或可能立法者已經考慮到了相關因素;二是過于寬容刑訊逼供犯罪,嫌犯和公民的合法權利將不保——寬容某種侵害行為必定是以犧牲某種被侵害的權益為代價的,這首先是不公平;其次,也不應該偏離法律太遠——刑法規定:犯刑訊逼供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從重處罰。本案例中的情形,顯然應該歸類于“從重處罰”,一“緩”一“免”,顯然是偏離法律規定,人為地放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刑訊逼供罪免于刑責,這種畸輕的判決過去比較普遍,今天再次出現以免刑責了結,令人唏噓不已。如果刑訊逼供趙*海一案也將以免責而終,我們也要有秦三仔父親一樣的質問:還有沒有王法了?并且,以趙*海案為契機的全國嚴查、防范、杜絕刑訊逼供工作,能有多少令人期待的成果,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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