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污、受賄罪的定罪處罰標準，《刑九》主要作了兩個調整：一是取消貪污、受賄罪定罪處罰的具體數額規定，代之以數額較大、巨大、特別巨大這樣較為原則的規定，具體的數額標準交由司法機關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掌握，或者“兩高”制定司法解釋予以確定。二是改變單純“計贓論罰”的做法，代之以“數額+情節”的規定，突出數額之外其他情節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

這兩個調整的重要性在于，可以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司法中嚴重存在的罪刑失衡問題。

罪刑失衡，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重刑集聚、輕罪重罰。原《刑法》規定貪污、受賄十萬元以上就應當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隨著實踐中大數額貪污、受賄案件的不斷增多，刑罰細分受到嚴重抑制，十萬元以下的可能是一萬元1年，十萬元以上的則可能是一百萬元甚至數百萬元1年，貪污、受賄十萬元和數百萬元在判罰上并無實質性不同，輕罪重判問題突出。

二是唯數額論，輕重失衡。影響貪污、受賄罪的定罪量刑情節很多，片面地計贓論罰，有從輕情節的刑罰下不來，有從重情節的刑罰上不去，罪刑嚴重不匹配。《刑九》調整正是基于這兩方面問題展開的，具有直接針對性。立法修訂不易，司法中貫徹到位、用足用好更難，修訂后貪污、受賄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和情節標準的實踐把握，復雜而棘手，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數額標準的把握

《刑九》區分“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確定了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三個量刑檔。盡管立法上同時作了從寬處罰的規定以此弱化犯罪數額與定罪量刑之間的剛性關系，但犯罪數額之于貪污、受賄罪定罪量刑的基礎性意義無可置疑。對于數額標準的具體把握，筆者認為需要重點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1.數額標準是否因地而異。一種意見認為，考慮到地方發展不均衡的特點，各地可以借鑒盜竊、詐騙罪等財產犯罪的做法，根據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自行確定具體數額標準。筆者不贊成這一意見。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盜竊、詐騙等普通財產犯罪的危害性與一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群眾感知程度直接相關，而貪污、受賄犯罪屬于妨害國家公權力的犯罪，國家公權力理當統一行使，也不因地區發達程度而有高低貴賤之別;第二，國家工作人員尤其是較高級別的國家工作人員跨地區交流任職較為普遍，各地量刑標準不一將導致個案量刑標準適用上的無所適從，不僅影響到量刑公平公正，還將給指定管轄工作的正常開展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2.貪污、受賄罪起刑點數額即“數額較大”的標準是否上提。一種意見認為，從反腐敗全局高度，充分考慮社會輿情、增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解決推進反腐敗工作信心的角度，以及嚴密刑事法網的需要，現行的五千元起刑點數額應當維持不變。本著實事求是的立場，筆者認為，當前形勢下有條件也有必要對貪污、受賄犯罪的入罪數額標準進行適當上調，綜合以下因素，將入罪數額標準上調至二萬元至三萬元這一區間是較為妥當的：

第一，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提高貪污、受賄犯罪起刑點數額標準有先例可循。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對貪污罪設置的起刑點是二千元，10年后1997年《刑法》修訂時，將該標準調整為五千元。五千元的數額標準現已適用18年，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長了6.25倍，適度提高數額標準有其客觀社會基礎。

第二，從近年來的司法實踐看，貪污、受賄數額在一萬元左右受到刑事追訴的案件極為少見。從實際受到刑事追究的貪污、受賄案件看，數額低于二萬元的主要是因為其他犯罪牽連出來的，且多被判處免予刑事處罰。事實上，過去一些年，一些地方已經或明或暗地對五千元的起刑點數額標準作了程度不同的上浮處理。

第三，零容忍不意味著零刑事門檻。懲治腐敗在刑罰之外還有黨紀處分、行政處分。對數額不滿二萬元或者三萬元且無其他嚴重情節的貪污、受賄行為予以黨紀處分、行政處分，可以為黨紀處分、行政處罰預留出必要的空間，有利于體現黨紀嚴于國法、黨紀挺在刑法之前的反腐策略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突出刑事打擊重點，增進刑事處罰的確定性、公平性與嚴肅性。

3.如何把握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基于以下原因，筆者認為，巨大、特別巨大的具體數額可以再行研究，但認定標準必須大幅提高：

第一，大幅拉開不同量刑檔的數額級差，符合《刑九》的修訂精神。如前所述，貪污、受賄案件量刑實踐當中長期存在罪刑失衡、重刑集聚現象，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是十萬元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這個數額杠桿壓得太低。將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數額標準大幅提高，為十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留出盡可能大的數額空間，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不二之選。

第二，大幅提高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認定標準，將有助于促進自首等量刑情節司法認定的嚴肅性。自首等從寬情節認定過多過濫，是職務犯罪案件較為突出的一個問題，究其原因，其中不乏系為了個案量刑需要而作出的無奈之舉。隨著重刑標準的上提，量刑空間的增大，這一問題將有望根本性好轉。

其他情節的把握

《刑九》改變過去單純計贓論罰的做法，代之以“數額+情節”，這一做法突出了其他量刑情節在貪污罪定罪處罰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實現罪刑相當、也是科學立法的具體體現。

探討貪污、受賄罪的其他情節，有兩個基礎性問題需要引起注意：

一是情節與數額是否需要掛鉤。單從《刑法》關于“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文字表述來看，情節似可以完全獨立于數額，情節輕重的判斷可以不依賴于數額大小。但是，考慮到犯罪數額在貪污、受賄犯罪定罪處罰中所具有的基礎性作用，以及其他情節嚴重程度難以量化，僅根據情節決定刑罰可能出現數額較小卻判處過重刑罰的罪刑不相稱問題，同時也為了防止量刑上的隨意性，有必要借鑒以往有關侵財犯罪司法解釋的做法，采用情節與數額相結合的做法，比如，具備一定情節，數額標準將減半掌握。

二是如何甄別取舍情節。影響案件量刑的情節很多，盡管前述強調情節輕重的判斷要求兼顧數額，但在具體情節的甄別和確定上仍有必要秉持極其嚴格、審慎的立場，適于作為定罪量刑的必須是那些能夠體現犯罪特點、對于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性的情節。因為，在減半掌握數額標準的情況下，情節在定罪量刑中的占比是極重的。比如，如確定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是一百萬元，那么具有相應情節的情況下，數額只要滿五十萬元就應當在十年以上判處刑罰。

對于貪污罪其他定罪量刑情節的具體把握，可以考慮四種情形：

一是曾因貪污、受賄受過黨紀、行政處分或者刑事追究的。這是基于行為人特定的人身危險性而提出的，具有作案前科受過處理仍不改正，說明行為人主觀惡性大，需要科以更為嚴重的懲罰以收特殊預防之效。

二是贓款贓物用于非法活動的。這是基于兩次違法行為的特殊危害性而提出的，貪污后進而將贓款贓物用于非法活動，明顯具有更為嚴重的危害性。

三是拒不交待贓款贓物去向，致使贓款贓物無法追繳的。這是綜合行為人認罪悔罪態度和損害后果而提出的，不同于客觀原因不能追繳，因行為人拒絕配合致使贓款贓物無法追繳的，不僅損失后果不能依法挽回，而且反映出行為人毫無認罪悔罪之態度。

四是貪污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防疫、社會捐助等特定款物的。這是基于犯罪行為特定危害性而提出的，貪污特定款物較一般款物具有更為嚴重的危害性，一直也是刑事打擊的重點。

對于受賄罪其他定罪量刑情節的具體把握，除了前述前三種情形之外，可以重點考慮以下兩種情形：

一是多次索賄的。設定為“多次索賄”，主要是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強拿硬要、主動索要較之于被動收受，其主觀惡性和社會影響惡劣程度顯然均要重于后者，將索賄作為量刑情節，具有合理性和針對性。另一方面，索賄是《刑法》明確規定的從重情節，這是解決的加重情節，加以“多次”限定，可以較好地體現兩者程度之差異。

二是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受賄罪以“為他人謀取利益”為法定要件，但是否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所欲謀取的利益正當與否均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從損害結果的角度，受賄罪存在三種情形，分別是：

收受財物后未實施相關職務行為;收受財物后正常履職;收受財物后違法行使職權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前兩種情形一般不會造成具體的損失后果，第三種情形則直接以妨害公權力正當行使、損害國家或者他人利益為交換條件，具有明顯更為嚴重的危害性，理應從嚴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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