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商業受賄犯罪[1]的既遂標準問題，一直存在一些爭議。可能涉及的問題大致包括：第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2008年11月20日）第8條規定，收受銀行卡的，不論受賄人是否實際取出或者消費，卡內的存款數額一般應全額認定為受賄數額。使用銀行卡透支的，如果由給予銀行卡的一方承擔還款責任，透支數額也應當認定為受賄數額。對前述規定中的認定為受賄數額”，在實踐中有兩種理解：一是將銀行卡內的存款數額認定為犯罪既遂的數額。換言之，無論行為人是否使用該銀行卡，只要其收受銀行卡，就成立受賄犯罪的既遂，犯罪數額就是卡內金額。二是將銀行卡內的存款數額認定為犯罪數額，但是，在行為人并未使用銀行卡時，應當引用犯罪未遂的規定處理。也就是說，只有在行為人收受銀行卡，并且實際使用該銀行卡時，才成立犯罪既遂。以上爭論，提出了認定商業受賄型犯罪的既遂判斷問題。第二，在實踐中，商業受賄犯罪的行為人收受假煙、假酒、拼裝摩托車等偽劣產品，以及假幣等違禁品的情況并不鮮見，如何認定類似商業受賄犯罪的既遂、未遂問題，也有必要進行研究。第三，商業賄賂的受賄人向他人提出勒索的要求后，對方告發或者因為諸種原因在實際取得賄賂物前案發的，是受賄犯罪既遂還是未遂？第四，在商業受賄犯罪中，存在行賄人A約定在取得不正當利益后向受賄人B交付財物，但得利后反悔，并未履行約定向A提供賄賂的，如何處理？如此等等，都充分說明商業受賄罪的既遂標準問題，頗值得研究。

一、判斷犯罪既遂的標準之爭

犯罪既遂，是指著手實施犯罪并得逞。犯罪是否得逞，是犯罪未遂區別于犯罪既遂的根本特征。

（一）關于犯罪得逞的觀點分歧

對于何為犯罪得逞，我國刑法理論存在以下三種不同的觀點：一是犯罪目的說。犯罪目的說以行為人預期的犯罪目的是否實現作為犯罪是否得逞以及區分犯罪未遂與犯罪既遂的標準。這種觀點認為，行為人沒有實現其主觀上預期的犯罪目的的，即為犯罪未遂；如果實現犯罪目的，則為犯罪既遂。犯罪是否得逞，應當是一種客觀判斷。但是，目的說將未得逞理解為行為人預期的犯罪目的未實現，意味著犯罪未遂與既遂的區分取決于行為人的自我認識，使犯罪未遂的認定標準缺乏任何確定性，而且也與不少犯罪并不需要到達某種犯罪目的即可視為犯罪完成的刑法規定相違背。同時，理論上對很多犯罪的認定，都并不以行為人的犯罪目的是否得到滿足為準。例如，強奸罪的行為人以滿足性欲為目的。而滿足性欲的目的是否實現，對一個生理正常的男性來說，以射精為標志。如果按照認定犯罪是否得逞的目的說，強奸罪的既遂就是滿足性欲。但通說毫無例外地認為，強奸行為插入就是既遂，并沒有認同目的說的主張。二是構成要件說。構成要件說主張以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與否作為區分犯罪未遂與犯罪既遂的標準。這種觀點認為，行為人的行為沒有具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的，為犯罪未遂；已經具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的，為犯罪既遂。但是，這種觀點難以解決實際問題，缺乏可操作性。三是犯罪結果說。犯罪結果說主張以犯罪結果發生與否來區分犯罪未遂與犯罪既遂。這種觀點認為，行為人的行為沒有導致法定犯罪結果發生的，為犯罪未遂；導致法定犯罪結果發生的，為犯罪既遂。例如，甲翻越院墻進入乙家盜竊，發現乙有一個帶密碼的大皮箱，但無法打開。于是，甲將皮箱搬離乙的臥室，藏在乙家院墻內的角落處，用樹枝將其掩蓋起來，想等明天晚上帶上利刃再來割開皮箱。次日上午，乙回家后發現皮箱被盜，四處尋找，在院墻的角落處將其找到。按照結果說，甲將乙的財物放置于特殊地點加以隱藏，等于已經取得了他人的財物，已經導致了控制他人財物的結果出現，自然應當成立犯罪既遂。

（二）結果說與犯罪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