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在法律適用上存在較大分歧：一種意見認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必須以逃逸前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為前提;另一種意見認為，依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第五條規(guī)定，不需要逃逸前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而是以逃逸致人死亡的結果直接定罪。

筆者認為，上述意見均為不妥。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嚴格按照犯罪的基本特征和犯罪的構成要件來進行。我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guī)定：交通肇事罪指違反交通管理法規(guī)，因而發(fā)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chǎn)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交通肇事罪是結果犯，這種結果不是肇事行為過程中的階段性結果而是事故的最終結果。就本案而言，如果將肇事過程中階段性的結果作為整個肇事行為的結果來看，事故發(fā)生時，李某并未當場死亡而在招手求助，即使孫某在事故中承擔主要責任，因其逃逸時李某未死，依據(jù)現(xiàn)行法律及司法解釋孫某逃逸前行為不構成交通肇事罪，又因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節(ji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基本罪不成立談何加重?所以，孫某在此案中不構成犯罪不應承擔任何刑事責任。以此定罪量刑必然得出錯誤的定論。

如果以交通肇事行為中某一情節(jié)來定罪量刑也是錯誤的，有悖于我國刑法犯罪的基本理論。假設本案孫某車況合格，停車不違法在光線好的情況下，李某追尾撞了孫某的拖拉機而受重傷，孫某怕承擔法律責任駕車逃跑致李某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單獨依據(jù)《解釋》第五條“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來定孫某承擔交通肇事罪(逃逸致死)，同樣是錯誤的。因為孫某在此起事故中沒有過錯，不符合刑法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

正確的分析問題與適用法律的方法是，將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作為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標準，先審查交通事故及行為人的危害結果(唯一性而非階段性)，將肇事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作為交通肇事罪的兩個加重情節(jié)，在此基礎上定罪量刑。

根據(jù)這一分析，筆者認為，孫某的行為嚴重違反了交通法規(guī)，發(fā)生了重大交通事故，造成李某死亡和車毀的嚴重后果，構成交通肇事罪。同時，孫某的行為存在交通肇事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情節(jié)：李某是因交通事故致內臟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經(jīng)咨詢我國著名醫(yī)學專家，均表示肝臟破裂，如治療及時應不至于死亡。本案事故發(fā)生的時間是冬季，地點距離醫(yī)院很近，孫某逃逸導致被害人李某喪失了最佳的治療時機。現(xiàn)有證據(jù)證明，孫某是明知發(fā)生了交通事故，也可推定出孫某知道或應當知道有人受傷而慌張?zhí)优埽虼吮缓θ说乃劳鍪菍O某逃跑所致。**桃董來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