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一、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發起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
(一)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發起和發展
據統計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例已經從50年代的30%上升到80年代的80%。進入90年代,未成年人犯罪在整個刑事犯罪中的比例雖有下降,但從2000年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數量又出現了反彈,并開始逐年升高,占全部刑事犯罪案件的比例越來越大。不斷攀升的未成年人犯罪率,凸顯出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特點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84年上海長寧區法院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少年法庭“專門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開創了我國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先河。依托少年法庭,以少年刑事審判為中心的少年司法制度和實踐,在摸索與嘗試中取得了具有中國特色長足的發展。少年法庭在法院工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所獨具的強烈的司法人文色彩不僅成為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陣地,還成為樹立法院形象的標志窗口。最高人民法院也充分肯定了長寧區法院建立少年法庭的經驗,認為它是一項改革,是我國審判制度一項新的建設,并要求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庭推廣。這就是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立的開始。
1998年以來,各地法院還依據《刑訴法》第26條指定管轄的規定,進行了集中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嘗試。因為,如果每個法院都設立少年法庭,相對于那些人員設置緊張的法院來說,審判資源比較浪費;另外,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布于各個法院,往往在量刑上容易發生不平衡。基于上述原因,對少年法庭在一定區域內嘗試集中審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作法,最高法院給予了支持,認為集中審理對合理配置刑事審判資源、提高專業水平等都有意義。2001年起,在集中審理實踐中,司法領域又大膽提出了在我國設立少年法院的構想。當然,少年法院的構想目前還缺乏法律依據。200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在聽取關于全國少年法庭工作情況匯報的專題會議上強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少年法庭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這也使得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建設面臨更大的機遇。由于少年司法活動的特殊性,少年審判活動的開展在各個層面也有著很大的不同和差距,通過在基層法院開展少年刑事審判工作的實踐,少年刑事司法活動中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有少年刑事司法制度需從根本上予以完善。
(二)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
一是侵財性犯罪、暴力性犯罪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占絕對多數。未成年人本身沒有經濟來源,為了追求享樂,滿足超常消費,便把目標放在盜竊、搶奪、搶劫、敲詐勒索等案件上。同時,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已經從一些小偷小摸等比較緩和的犯罪向傷害、強奸、搶劫等嚴重暴力犯罪方面轉變。犯罪行為的暴力化日趨明顯,小偷小摸、一般的打架斗毆明顯減少,代之以故意傷害、搶劫、強奸案件增多,而且手段兇狠,不計后果。
二是未成年人團伙犯罪日趨明顯。未成年人喜歡結交朋友,盲目隨從,容易組成小團伙,他們在作案時往往依仗人多勢眾相互壯膽,尤其是搶劫案中,大多是二人以上共同作案,其作案地點一般選擇在學校附近或自由市場等繁華地段,所采取的作案手段通常是言語威脅或拳打腳踢等行為,多數是由流氓行為或不良惡習而發展演變為犯罪行為或持械搶劫作案的。
三是作案動機單純、盲目。許多未成年人在犯罪前一般都未經過精心策劃,很多只在偶然環境中犯罪,具有一定的突發性和不確定性。有時僅僅為了抽煙的幾塊錢,或是為了刺激好玩,并無固定的目標;有時僅僅是因為打賭逞強。絕大多數犯罪都是臨時起意,盲目為之,往往因一句話,一件事就可以誘發犯罪。
二、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缺陷
(一)少年刑事司法機關體系不健全
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執行主體不明,職責分工不清,難以形成“齊抓共管”的局面,在實踐中容易出現多頭管理或相互推諉的現象,各部門各單位各行其道,難以形成合力。在羈押和服刑上,除判決后送少管所服刑的未成年人外,由于基層看守所的監押能力,刑拘、逮捕及余刑不滿1年留所服刑的未成年人都處在與成年犯混押的狀態,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犯罪的交叉感染機會,更遑論受到應有的法制及義務教育了。在偵查和公訴階段,由于處理上缺乏專門機構和專門人員,類同于成年人犯,因此其特殊的合法權益也得不到充分保障,提訊時無法做到其法定代理人到場,公訴共同犯罪案件極少將未成年人分訴處理。在判決以后的幫教、矯正及未成年緩刑犯、假釋、保外就醫等監管上,法律規定的執法主體公安機關也沒有專門機構承擔相應職責,而家庭、學校、社會的責任更是模糊。
二是對未成年犯罪人的審判機構設置、案件管轄等,各法院尚未統一。有的在刑事審判庭內設“未成年人犯合議庭”,有的建立獨立庭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有的為了向“未成年人法院”過渡,打破行政區劃,試行集中制定管轄等,規模、大小、層次、高低不齊。而且在受案范圍上同樣出現混亂狀況。未成年人案件的分案受理制、涉罪案件的綜合受理制及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綜合受案制的不確定性嚴重削弱了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的嚴肅性和專業性。
三是在未成年人司法體系中的兩個主要機構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在組織建設發展上也不平衡,不但很多地區未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偵查、批捕、起訴與成年人犯罪區分開,在羈押上也存在著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與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合并關押的情況,給未成年犯和成年犯之間的信息交流制造了機會,嚴重地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利益與身心健康。
(二)未成年人犯罪處置方式過于單一
眾所周知,刑事處罰仍是社會秩序治理中最重的一種制裁,對人一生的影響巨大。相對來講,未成年人將來有更長的人生道路要走,一旦背負了刑罰處罰的經歷,勢必對未來的升學、擇業乃至正常的生活都將產生影響?!侗本┮巹t》在涉及各種不同的處理辦法中提出“應使主管當局可以采用各種各樣的處理措施,使其具有靈活性,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監禁。”我國的法律法規也有一些相應的規定,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將一些達到犯罪標準但具有某些情節的行為,規定不作為犯罪處理。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少年教養工作管理辦法》中也提出對有某些罪錯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工讀學?;蚴杖萁甜B等。相較于法律規定,實踐中卻是可訴可不訴,可判可不判的案件最終都進入了審判程序、以有罪判決結案的屢見不鮮,造成了未成年人犯罪處置方式單一,或放任不管,或進入審判程序。
首先,我國現在對問題未成年人的非審判處置方式過于陳舊,跟不上時代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工讀學校與收容教養等由于歷史的沿革和定位,會為受其教育的未成年人貼上“問題少年”的標簽,這對未成年人的矯正和順利回歸社會將產生負面影響。其次,當前我國尚未建立起其他更有效和更符合時代要求的處置措施,迫使很多可不做犯罪處理的輕微犯罪行為進入審判程序。最后,作為專門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少年法庭,只有審判權,并沒有實體上決定是否受理或者轉處其他措施的權力,對于符合程序規定的公訴案件,只能做無罪或有罪的選擇判決。
(三)我國少年刑事審判中的調查、教育作用得不到有效發揮
我國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尤其是少年刑事審判制度發展至今,有著區別于普通刑事審判的鮮明特征,突出的就是社會調查制度和寓教于審的審判制度。這兩項制度已經成為少年刑事審判中的“規定動作”,但這兩項制度在實踐中的形式意義大于實體意義,與審判有強加粘合之嫌,與審理判決不能達到完全的整合,使其應有作用大打折扣。
首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1條,社會調查報告應由控辯雙方或法院委托的社團組織提交。如此規定,本就是希望從不同角度取得客觀真實充分的調查資料。但是實踐中,絕大部分都只能由法院自己去進行調查,影響了調查報告的質量;其次,社會調查報告的根本目的是為判決做參考,但其在定罪量刑中的具體法律地位究竟如何,能夠多大程度上影響判決結果都還比較模糊,并無切實的可操作性;第三,審判中的教育,雖然少年刑事法官從立案到宣判把教育貫穿在整個審判的始終,可是每個案件由于審限的約束、了解的匱乏,加之教育本身的專業性和效果并不能立即顯現,因此,多數也只能進行口頭說教和疏導,如果再得不到家長的配合,就更難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四)未成年人的保護和矯正體系不健全
我國法律中規定的實際可以實施社區矯正的各種刑罰制度的執行機關是公安機關,并沒有賦予社區基層組織或教育、志愿機構可以參與社區矯正這一刑罰執行方式的權力,也沒有特別針對未成年社區服刑人員的科學的管理教育模式,缺少一個專門的管理機構和專職的管理人員,矯正機構和矯正方式略顯單調。我國《刑法》規定的受案標準過高,大量未成年人觸法案件被拒絕在司法管轄之外,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對有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未成年人的矯治又缺乏有效的實施程序,我國目前也還沒有建立起健全的社區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體系和健全的矯正體系,工讀學校數量較少,管理模式相對老化。難以滿足社會發展變化的需求。況且,由于缺乏立法規制,社區矯正的機構、方式、范圍、懲罰措施以及法律地位都處于不統一、不規范狀態。這就減弱了對雖構成犯罪卻不夠刑法處罰和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及時干預的程度,甚至造成矯正的空缺,使一些偶爾違法者或預備違法者因某些權利得不到有效保護、不良行為得不到及時矯正而成為經常性的違法者甚至走向犯罪。另外,社會對刑釋、解教等人員的安置保護和幫教不夠,由此也導致一些被判緩刑而釋放或被判實刑而刑滿出獄的未成年人很難重新融入社會。其再犯的機率相對較高,對社會穩定構成了較大的威脅。
三、建立與寬嚴相濟配套的司法制度
(一)制訂獨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
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以成年人為基礎加以調整而逐步形成的,因此過于成人化。為了更好地體現未成年人犯罪特點、未成年人案件處理的規律和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應制訂獨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特別程序法,真正以“教育、感化、挽救”為指導,把“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寓教于審”的原則融入少年刑事司法的實體、程序和組織法之中。不僅要落實重視目前制度中已有的規定,將近些年來在少年犯罪案中好的實踐引入到法律中,還要完善少年刑事司法機構,在公安、檢察機關建立與少年法庭相銜接的機構或專人,實施分押、分訴,更應當考慮在司法管理、教育勞動和社會管理方面行使未成年人教育幫教職能的機關或單位內設置相關機構。完善判前預防和判后教育制度。在制定獨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時機不成熟時,可在刑訴法中增加未成年人獨立的章節,或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解釋。
(二)加強未成年人司法機構建設
雖然我國已經建立了未成年人法庭,并具有了一定的規模,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其局限性與滯后性也逐漸暴露出來,已不能適應改革的發展,且由于未成年人案件有其自身的鮮明特點,少年法庭已難以承擔起對未成年人進行全面司法保護、預防、審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功能,因此需要設立受理綜合少年案件并進行專門化審理工作的少年法院,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交由專門的審判機構和少年法官審理,同時將與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密切相關的案件,如涉及到變更監護人、追索撫養費、撫育費等案件,納入專門的少年法院來審理。這對于全面、充分、有效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預防、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維護社會穩定都將發揮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有利于更好地總結審判經驗,根據未成年人的自身特點對失足少年開展系統的幫教工作,把我國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以適應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發展潮流。
(三)完善社會調查制度,明確其在少年刑事司法中的地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在實踐中尚存在很大局限性,因此,宜將該制度進行完善,防止走過場,以使其起到應有的良好功能。一是要明確其調查主體和提交責任,使控辯雙方、學校以及社團組織的責任由選擇性行為轉換為法律強制性要求,尤其是控辯雙方,應當將社會調查報告作為重要證據予以當庭提交。二是要充實社會調查內容,提高調查的專業性。調查報告不僅要反映出未成年被告人的社會性特征,還要提出有關個體的品格和心理行為特性,特別是犯罪原因及對于可能適用緩刑的未成年人的監管幫教條件。三是明確社會調查報告在少年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令其能與少年刑事案件審理的結果緊密相關,可以將內容細化歸納為若干情節,以作為對其適用刑罰的量刑依據。
(四)建立完善的矯正制度
首先,應完善未成年犯社區矯正的立法,統一社區矯正法,定義社區矯正對象具體范圍,在刑法中增加社區服務刑種,專門針對未成年人擴大緩刑適用范圍等;其次,建立專門的未成年犯社區矯正機構,現在我國社區基層有兩勞幫教組織,這些組織是社區工作人員兼職或以志愿者的形式存在的,他們沒有法定的職權又不專門針對未成年人,開展工作有一定的困難。因此應通過立法的形式在司法行政系統內組建以司法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為主,社區學校、社區基層組織、志愿者機構為輔,或以這些機關的主要工作人員與律師、心理專家等組成專門的未成年犯社區矯正執行機構,統一負責未成年犯社區矯正的執行,使社區矯正工作為社會的和諧穩定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
(五)重視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主要是父母對孩子的教育,很多父母以工作、生計為由,把孩子完全托付給學校,認為到了適齡階段,孩子的教育就由父母轉移給了學校的老師。有的家長卻又過分干涉孩子,越俎代庖,包攬一切,陷進了“放縱”和“嚴管”兩個誤區。因此,父母需要提高自身素質,父母對孩子教育的失誤,根本原因是忽視了自身素質尤其是教育素質的提高。家長要進行角色學習和定位,從多方面理解未成年人的心態和需求,給予恰如其分的“家長指引”。
(六)加強社會的關注度
未成年人容易受外界影響,尤其是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因此,全社會都要落實“以德治國”的方針,加強科學文化建設,加強對網吧、游戲機房、酒吧和歌舞廳等娛樂場所的管理,控制在校學生進入娛樂場所,規范娛樂場所的管理秩序,對低級庸俗和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娛樂場所要堅決清理、整頓、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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