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權具有交涉性，即司法權的行使除需要作為第三方的法官參與之外，還需要爭議雙方共同參與。因為“一種法律制度如果不能保證當事人參加到裁判活動中來，就會使裁判的內(nèi)在品質(zhì)受到破壞，所以，在司法程序中，控、辯、審三方是基本角色。如果缺少控、辯雙方的參與，那么就會使問題的不同方面無法得到充分反映，從而影響人民法院裁判的全面性、正確性。具體到假釋案件，被報請假釋的服刑人員通過參與交涉，即使最終因為某種原因而未能獲得假釋，也會因為其已經(jīng)被給予了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并相信法官進行了慎重的審理而自覺接受裁定結果。

我國以往對假釋案件都是采用書面審理的方式。人民法院僅根據(jù)刑罰執(zhí)行機關報送的假釋意見和材料進行書面審查，然后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假釋的裁定。在這種審理模式中，僅有審判人員一方在場，刑罰執(zhí)行機關、檢察機關、被報請假釋的服刑人員均缺位。如此一來，報請假釋的材料就成為決定被報請假釋的服刑人員是否應予假釋的唯一依據(jù)，至于該材料是否客觀、真實，人民法院一般不主動調(diào)查，也無相對方之間的質(zhì)疑與對抗。按照這種制度安排與運作機制，人民法院不可能去查明事實真相，也無法真正了解被報請假釋的服刑人員是否確“有悔罪表現(xiàn)”，更難以保證將其附條件地提前釋放會“確實不致危害社會”。我們知道，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是刑事訴訟的基本任務，而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是刑事訴訟的基本目的。[5]即人民法院對案件的處理結果需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之上，而案件事實必須有相關的證據(jù)加以證明并排除合理懷疑才能被人民法院采信。為了查明事實真相，人民法院不能僅聽一面之詞，還需兼聽相對方的不同意見，這就需要雙方擺事實、講道理，相互質(zhì)證與辯論。正是在這種反復的、你來我往的意見交換中，居中裁判的法官才有可能查明被報請假釋的服刑人員在服刑改造期間的真實情況與具體表現(xiàn)，并作出是否應予假釋的正確裁定。由此可見，書面審理不利于查明事實，其適用結果——無論假釋與否——之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被人誤解、懷疑也就在所難免。

綜上，傳統(tǒng)的書面審理模式使人民法院對假釋案件的“審理”變異為閱讀書面材料，“裁定”也因此成了變相的“批準”。而將聽證程序引入假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既能夠讓參與各方陳述意見、提交證據(jù)并充分辯論從而弄清事實，使法官收集到更多的信息、獲得新的資料，又能夠使參與各方知曉法官據(jù)以作出假釋裁定的事實依據(jù)和法律依據(jù)。因此，實行假釋聽證制度既符合刑事審判的基本要求，又遵循了刑事司法活動的基本規(guī)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