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增值稅是我國1994年稅制改革后，為了彌補產品稅重復征收的缺點而代替產品稅的一種流轉稅。在有著正常商品購銷活動的兩方之間，甲方向乙方開具了增值稅專用發票，就意味著乙方不但向甲方交付了貨款，同時還交付了相應的增值稅款。甲方有義務據此發票計算銷項稅額，向稅務機關交納增值稅款。乙方如果是一般納稅人，則可以據此增值稅專用發票作為進項稅額抵扣稅款;乙方若是小規模納稅人，則不能抵扣稅款。

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情況下，如果乙方向甲方支付了相應的“價款”和據其計算的“稅款”，那么該行為不僅與國家發票管理制度不相符合，而且對經濟生活有危害。乙方支付給甲方“稅款”，甲方根據其虛構的銷售額向稅務機關交納了銷項稅額，乙方則根據增值稅專用發票從稅務機關取得了稅款抵扣。但是，乙方卻將相對于價款部分的貨幣給了甲方。如果甲、乙雙方是母子公司或者有其他的關聯、控股等關系，那么這種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就可以實現甲、乙之間利潤轉移的目的，進而人為地粉飾會計報表。如果甲、乙雙方之間沒有其他的利益關系，那么甲方在侵犯乙方的財產權。實際上乙方是不會同意的，除非經過一段時間以后，乙方再反向甲方開具同樣的發票。這種行為的實質是甲、乙雙方在拆借資金。企業之間拆借資金是我國央行所明確禁止的。

在上述的分析中，我們發現甲、乙雙方如果互付虛構出的價款，顯然是與國家的許多金融制度相違背的。那么，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情況下，乙方僅就增值稅專用發票上的“稅款”數額向甲方支付，而乙方據發票向稅務機關抵扣進項稅額，甲方則繳納相應的銷項稅額，是不是就沒有損害國家的利益呢?乙方用得到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稅，這是肯定會發生的事實，而令人感到疑問的是，甲方是否會真的如實入賬，計算銷項稅額繳納增值稅呢?實踐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甲方往往是所謂的“皮包公司”，他們不會去繳納這個虛構出來的銷項稅額。如果甲方也能如“實”繳稅，即按照所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如“實”入賬，并計算銷項稅額，進而計算出應納稅額，那么甲、乙雙方又為何要開具這張增值稅專用發票呢?原來在實踐中，甲方很可能是零售商，他的客戶群多是一些不向其索要發票的人，所以甲方就可以虛造銷售額，從而減少銷項稅額。如果銷項稅額太少，無法被進項稅額抵扣時，從經濟利益上考慮，甲方就會很情愿地為乙方開具沒有實際交易基礎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甚至在乙方給甲方的好處小于甲方多交的銷項稅額的情況下也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甲方的發票是應該開給顧客的，顧客不是一般納稅人，而是增值稅稅負的最終承擔者，所以顧客沒有用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稅款的權利，卻有根據增值稅額交納增值稅的義務，這體現在商品的價款終了，顧客已經將這部分錢交給了甲方，甲方亦應按照實際的銷售額計算銷項稅額。然而，上述那張沒有實際交易基礎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卻可以使乙方從稅務機關獲得該稅的抵扣，就相當于將顧客交給稅務機關的稅款又拿到了乙方的腰包中，這就對國家的稅收造成了損害。乙方用于抵扣的稅款，實際上是已經作為財政收入的國庫資金的一部分。因此，取得稅款的乙方的行為無異于掠奪國庫，這種行為是對國家財產權的一種侵犯。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結論，這種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絕不是一方用于抵扣稅款，另一方計算等額的銷項稅額這么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是包含著對國家財產權的侵犯，對國家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制度的違反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無視稅收法定的存在。在稅法完善的情況下，納稅義務的發生是伴隨著經濟行為的完成而因法定自然產生的。根據我國增值稅法的有關規定，增值稅的納稅義務發生時間按以下規定執行，即銷售貨物或者應稅勞務的，以收訖銷售款或者索取銷售款憑據的當天為其納稅義務發生時間。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以經濟行為的實際發生為基礎，隨意制造納稅義務的產生與消滅，無視稅收法定的存在，使稅收法定在其面前顯得蒼白而無力。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是對稅收平等主義的沖擊。稅收平等主義是稅法中的一項基本原則。納稅人在整個經濟生活中是類似的主體，因此稅收平等主義極為關心納稅人之間的平等。但是，如果允許沒有實際交易基礎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的存在，即使甲、乙雙方都按規定如“實”繳稅，也會使乙方無端受益，使乙方沒有緣由的受益將是對與乙方同樣的企業的不平等對待。在國家控制范圍之外使同樣的企業有的處于有利的地位，有的處于不利的地位，對稅法依據稅收平等主義營造的稅收環境造成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