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素質憂思

“公證質量是公證事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石，而公證人的素質則是公證質量最基本的保障”。①由此可以看出公證員素質對于公證質量、公證事業之重要。但是，這更多的是針對業務素質對公證質量的保障方面來說的。為此，本次公證立法在這方面進行了明確的規定，無論是從公證員的數量控制、任職條件、準入考核、審批任命、職業培訓、責任追究等都定得較高的規格，嚴密把關。

但是，較之業務素質來說，政治素質更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沒有政治素質的保障，無論業務素質有多高，也無法使公證隊伍發展壯大和公證事業的輝煌和騰飛。

無可否認，過去的在行政體制下的公證處，在人才錄用、組織調配、執業保障、人才流動等等方面對公證事業的發展有一定的局限;某些邊遠山區，經濟、交通落后地區，確實人才不足甚至奇缺，造成公證員數量長期不足。這是從外部考察和審視得出的判斷。但如果從內部去考查和檢肅，就會發現公證隊伍本身也存在著不少問題。筆者經過六年多來的公證從業，從茶余飯后休息時間的交談，到集中培訓的交往和接觸，就得到一些有關這方面的情況。

例如，有的長期操縱或實際把持了公證處實權的公證處負責人，為了鞏固其既得的地位和利益，欺上瞞下，長期以來拒絕公證處的人員擴充。外地富余的公證人才來電來函聯系，被婉言謝絕。本地符合條件的法律人才要求加盟，又以組織人事權限關系來阻攔推脫。就是對待內部從業已久、通過自學或其他方式已達到執業水平的人員或通過調配已加入公證隊伍的合格人才，也拒不上報，以維護其所謂權威和尊嚴，甚至長期維持殺豬佬——一把刀的局面：只有一個公證員。有人把這類人稱為“王倫式”或“雞胸式”的干部。①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公證處的“公權”成了一個人的“私權”。具體公證事項的辦不辦，由他一個人說了算;收費數額是多少，由他一個人來定。因而就出現了有的公證事項拖到連當事人也過世了也不

給辦;與其有“關系”的就“小打折”、“大打折”，從低收費;對其沒關系的就寸步不讓，甚至連好臉色也不給一個人家。這樣的負責人在公證處為行政體制的時候，依仗其業務上懂行、行政領導是外行，搞僵行政領導與公證處的關系，使行政領導對其奈何不得。作為其下屬，更是不敢吭聲。即使吭聲，除了得到“白眼”甚至“小鞋”，還有什么用?!在公證處改制為事業單位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對“自主開展業務，獨立承擔責任”有著其特有的理解：這個“自”，就成了“自行其是，自以為是”;這個“獨”呀，更是成了“持立獨行”，“獨斷獨行”的同義語。使得公證處在“公的名義下，行的是‘自’、是‘獨’的實質。事情就是這樣的邏輯!若對其行為知趣的，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還偶爾有“胡羅卜”吃;若在言行上稍有不滿的表示，他就會揮舞“大棒”：“你們看不慣的，可以辭職不干”;“不好意思辭職的，可以等到實行聘用制時，再提出來，會考慮的!”這意思還不懂嗎?這樣的負責人還一方面時常打擊業務強悍、有上進心的同行，生怕人家會“奪了其鳥位”;①一方面又拉幫結派，培植親信。因而出現了“爭當財務”的現象，為此有人甚至揚言要雇兇打人。有些小到只有三個人的公證處，負責人也搞“二吃一”;有的還時不時哼唱某電視劇的片尾曲：“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②來抒發其情感。這就是某些公證處長期得不到人員擴充，甚至只有一、兩名公證員的原因之一。以全國人大法工委民法室考察過的廣西為例：只有一、兩名公證員的公證處就有62家，占總數(94家)的65.96%;其中只有一個公證員的就有33家，占總數的35.11%;③這當

中主要是由于廣西地處西部和邊遠山區、經濟文化落后，人才匱乏的原因。但有多少是屬于負責人的上述情況造成的，不可能統計出來，但肯定有這種現象。這種狀況直至《公證法》施行，不夠兩個公證員的公證處不許執業，才得到改變。

再如聽說有的公證員，特別是長期處于一、兩個公證員的公證處，在行政體制時代就開始變著法子撬人家公證申請人給小費。給小費的就辦，并且快辦;不給小費的就不辦或拖著辦。管你公家得不得，他個人就得了。到了改制為事業單位之后，這種手段就到了更加肆無忌憚地步——明白到就差沒有用口說出來了。他們算著這樣的小盤盤，如果一天只撬得一件給小費，而一件僅僅是給100元，那么一個月就是3000元，一年到頭就有三萬多元;如果一個月只有1000元，一年也有一萬多元，這對于“改善生活”已經起到不少的作用了。這話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

更有甚者：聽說有的一邊把《公證員警示錄》擺在桌面上，①一邊繼續干上述勾當，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上述種種現象在公證行業雖屬個別現象，但對于公證員的素質(尤其是政治、道德素質)來說卻很能說明問題。

此外，公證處雖小，但其組成成份卻很復雜。有的是靠關系放進來的，有的是靠“接班”進來的，有的是把公證處當跳板進來的，素質極其低下。但正是這些靠關系進來的人，倚仗

著其身后背景，攪亂了公證從業的正常秩序。

他們應當知道：公證處是“公”字當頭的呀!公證處應當是最講公道的地方之一。由于“公證”與“公正”同音，公證處也應當是最公正的地方。他們那樣干,不是自己砸自己的牌子嗎?公證員更應具備有“舉世皆濁我獨清”的精神。①

這些問題不解決，勢必影響公證行業的聲譽，阻礙公證事業的發展。

因此，這次公證立法最閃光的地方之一，就是對公證員的素質保障作出了許多有力的規定。在《公證法》全部的四十七條條文中，帶有“公證員”字眼的就有二十條。其中專門針對公證員的素質提出要求的七條之多，兼有素質要求及其他要求的有十三條。

公證機構及公證員應自奮自強，不斷克服自身的弱點，彌補自身的缺陷，為自己爭氣、爭光。就拿公證員的執業年限延長至六十五歲來說吧，除了其積極一面外，也有消極的一面。那就是寄希望于一些高素質的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從業人員退休后，加盟公證隊伍，緩解公證員數量的不足，靠他們的“余熱”來“溫暖”公證軀體，沒有一點兒生氣，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

二十九、不會毀在我們手里

盡管公證改革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且這些問題會隨著公證的立法而顯得更鮮明、更充分、更突出。但是，這些存在問題不僅不會長時間地存在下去，阻礙公證改革的進一步深入

和發展，更不會使公證事業毀在我們這一代手里。相反，卻會促使公證改革的領導者、組織者、實踐者以及從事公證改革的理論工作者和一切關心公證改革的人們積極地面對、探索、研究解決這些問題，使公證改革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這是由公證改革的目標和要求所決定的。

1、《公證法》的頒布施行，只是公證改革的目標之一，公證改革的其他目標尚未實現。新的公證體制的建立仍需完善和健全，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求。公證業務領域也需要進一步探索和拓寬，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優化，以便更充分地發揮公證的職能作用，更好地為全社會提供優質的公證服務。公證隊伍的建設也需要謀求一個更大的發展，不僅要在數量上，而且要在質量上建立一支政治強、作風正、業務精、效率高、服務優的高素質公證隊伍。還有公證管理體制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和健全，努力實現公證管理的科學化和規范化。

2、《公證法》的頒布施行，只是公證改革的階段性成果，公證改革尚未完成，仍需繼續進行。在《公證改革方案》里，有四處提到了2010年的時間要求，其中就提到了“到2010年基本解決公證工作的法律保障問題，明確公證的法律效力和公證工作的法律地位，健全公證法律體系”和“到2010年，要使懂政治、懂法律、懂經濟、懂科學、懂外語的公證員比現在翻兩番”。到現在，《公證改革方案》已出臺且歷時六年多，距2010年還有好幾年的時間。在這好幾年的時間里要實現預定的目標，達到預定的要求，就要很好地研究解決一切新、老存在問題，才能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3、在《公證法》頒布和施行后的新階段里，公證改革同以往的階段相比，將會大不一樣，會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根據筆者對《公證改革方案》的理解和認識，新階段的公證改革很有可能會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1)往后的公證改革，“三不變”的原則將有可能成為爭論的焦點和核心。所謂“三不變”，是指司法部領導在深化公證改革工作會議上所作的《認真貫徹落實方案，全面深化公證工作改革》的講話談到的關于“準確理解《方案》內容，把握精神實質”時提到的“在學習理解《方案》過程中，需要重點把握的改革原則和方向”是“要始終堅持‘三不變’的原則。這一原則的核心是無論改革怎樣進行，公證工作的根本屬性都不能變，即公證機構作為國家法律證明機構的性質不變，公證人員依法行使國家法律證明權的身份不變，公證文書的法律效力不變。”

司法部領導當時還就《方案》對“三不變”原則沒有作集中表述作了解釋：主要原因在于：《方案》是《公證暫行條例》的補充，《條例》關于公證根本屬性的規定現行有效，本來就沒有變，也就沒有再強調地的必要。從立法技術處理的角度看，“三不變”原則也已滲秀到《方案》的具體條文，如第三條規定‘改制的公證處應當執行國家公證職能’，第八條提出“實行公證員執業證書制度，無執業證書者不得執業”，以及第二十條強調“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組織所需的各種公證證明，統一由公證機構負責辦理”等。并且強調：“必須旗幟鮮明、繼續在思想上重視‘三不變’，在實踐中堅持‘三不變’，而不能有絲毫的疑惑和迷茫”。這就是著名的“三不變”原則及其背景。

如果我們在公證改革中始終堅持“三不變”原則，那么《公證法》對公證機構的定性將不會改變作為國家法律證明機構的性質，其文字表述將是另一番光景。失去了“國家”根本屬性

的公證機構，隨之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公證機構該“性”什么的問題，由此而產生了廣泛的議論。這不僅使人感到“疑惑和迷茫，而且感到不安和失落。

往后的公證改革，要不要再堅持這“三不變”原則，將直接影響著今后的改革進程，關系到改革的成敗，也是對剛剛頒布施行的《公證法》的檢驗和挑戰。因此說，“三不變”原則有可能成為今后公證改革爭議的焦點和核心。

(2)往后的公證改革，將很有可能強調“2010年”這一時間概念。因為綜觀《公證改革方案》，其總的指導思想和目標是“爭取在2010年初步建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公證制度”，力爭到2010年“健全公證法律體系”。

雖然《公證法》的頒布比原定的2002年推遲了三年，但公證改革并非以《公證法》的頒布施行為最終標志和目的，而只是公證改革的階段性目標，并且也沒有必然的因素制約到公證改革要隨之推延三年。

因此，公證改革還沒有結束，改革仍需繼續進行，改革的其他目標仍應爭取在2010年完成。2010年這個時間概念，也就直接關系到公證改革的步伐，決定著改革的進程。它有可能會使人感到有點壓力，但同時也會帶來動力。它將促使人們根據公證改革的目標、要求，去疏理公證改革中的問題，作出新的計劃和部署，爭取公證改革的圓滿完成。

(3)往后的公證改革，將有可能會圍繞《公證法》的修改與完善展開。如果可以這么說：在《公證法》頒布施行前，公證改革是以“改革”為重點的話，那么《公證法》的頒布并沒有把公證機構定性為事業法人，就給公證處改為事業體制起到了警醒的作用。在《公證法》立法過程中涉及到把公證處定

事業法人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就足以引起人們對公證“改制”進行思考、探索和研究。

說在《公證法》頒布施行前，公證改革是以“改制”為重點，并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公證改革方案》原來提出是力爭在2002年以前頒布《公證法》，并且提出“在改革過渡期內，邊遠、貧困地區及近三年人均業務收入不足三萬元的公證機構，可以暫時保留原行政體制不變”。而司法部在關于貫徹《公證改革方案》的若干意見中提出“改革過渡期暫定為《方案》實施之日至《公證法》實施之日”，也就是說：“暫時保留原行政體制不變”的公證機構，也只能是“暫”到《公證法》實施時止，《公證法》實施之日起已不應再保留行政體制——應當改為事業體制。所以說：《公證法》頒布施行前，公證改革是以“改制”為重點。

《公證法》頒布施行后，“改制”工作雖然未能按計劃完成，但《公證法》并沒有把公證機構定性為事業法人，已經使“改制”工作相形失色而顯得次要，并對“改制”產生了質疑且提出一些新問題。如果僅僅是因為由于行政體制、事業體制、合作制三種體制并存，為兼顧其余兩種體制的公證機構繼續合法存在而暫時不把公證機構定性為事業法人，需要等待行政體制的公證機構也改為事業體制才定性為事業法人，那就沒有多大問題。如果是因為除了《民法通則》中將民事主體分為企業法人、機關法人、事業法人和社會團體法人，其他法律中均未出現過事業法人的話，那么公證機構以“事業法人”定性就成了問題。不僅公證機構的“改制”成了疑問，而且顯得有點不知所措了。因此，“改制”工作就有可能不再是新階段公證改革的重點，而有可能被《公證法》的修改與完善所取代，成為新階段公證改革的重點了。并且，公證機構到底應定性為“司

法證明機關”、“國家證明機關”還是“事業法人”等等，有可能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當然，在沒有新的方案和部署之前，公證改革仍會按原定的目標和計劃進行，其進程和結果就很難估計了。

總之，《公證法》的頒布給公證改革帶來了契機和轉機，呈現出新的、可喜的前景。

第九章

任重而道遠

時間，永遠是歷史的主線。當時間進入到公元2000年的時候，《公證改革方案》象一塊里程碑一樣永遠豎立在中國公證的發展史上。它既是公證改革的階段性總結，也是公證改革新的起點;其歷史意義和價值就在此。自1994年的第三次全國公證會議上正式提出公證改革，到《公證改革方案》的出臺，前后經歷了六、七個年頭。經國務院批復的《公證改革方案》，既體現了中央政府對公證改革的關心和重視，增強了權威性;也改變以往單由業務主管部門單項進行的局面，指出相關的部門有義務支持和協助，體現了社會性;它標表著公證改革的進一步規范化。

《公證改革方案》在當時提出：力爭在2002年以前頒布《公證法》，到2010年基本解決公證工作的法律保障問題，明確公證的法律效力和公證工作的法律地位，健全公證法律體系。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公證改革方案》還指明要加快公證體制改革的步代伐：“現有行政體制的公證處要盡快改為事業體制”，并考慮到我國不同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壯況，提出“在改革過渡期內，邊遠、貧困地區及近三年人均業務收入不足三萬元的公證機構，可以暫時保持原行政體制不變，但應按事業單位的模式管理和運行”，以便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公證機構。

為此，司法部還于2000年9月5日制定了《關于貫徹〈關于深化公證工作改革方案〉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以保障《公證改革方案》的實施。

《意見》規定：“改革過渡期暫定為《方案》實施之日至《公證法》實施之日”(《方案》即《公證改革方案》，筆者注，下同)。由此可見;《公證改革方案》的“改革過渡期”實質為兩年。《意見》還規定：“《方案》中的邊遠地區依據勞動人事部《關于邊遠地區范圍的通知》(勞人科局(1983)064號)確定”;“貧困地區指國家或者省級貧困縣(自治縣、旗)”;“近三年指1997年、1998年和1999年”;“人指公證處的全體工作人員”。

毋庸置疑，當時的“整體推進、全面發展”戰略，為迄今為止公證改革的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以及促成《公證法》的頒布施行，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然而，如果我們詳細算一下時間賬，就會發現我們所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不足，對今后的改革會大有好處。

先說力爭《公證法》的頒布，由2002年推遲到了2005年;推遲了三年。這涉及到立法的方方面面，不單由《公證改革方案》所能決定。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改革過渡期”也隨著原定的兩年延長至五年，且任務才完成近一半，即有近半數的公證處已改為事業體制。這五年時間對于所需要完成的任務來說，就很值得我們警醒和深思了……

三十一、任務

其實，時間和任務是不能截然分開、完全割裂的：完成任務需要一定的時間，一定的時間內需要完成一定量的任務;這是時間和工作量的關系。

單純從數字上去看，完成半數就是半數，不能說半數不是半數。但是，如果從工作的難易程度來分，完成的半數就不一定是半數了。它有可能已是所需完成任務的三分之二、四分之三甚至更多，如果工作是由難到易的話;也有可能只是所需完成任務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更少，如果工作是由易到難的話。

拿我們原來的《公證改革方案》所定的任務：兩年“改革過渡期”內就要把公證處全部改為事業體制(不再保持原行政體制)，用了五年時間才完成近一半，可見工作不僅是由易到難，而且后來的任務在難度上是相當大的。

如果用簡單的數學計算，假定未完成的半數和已完成的半數的難度上相同，那么原定兩年完成的任務用了五年才完成一半，余下的一半也再需要五年才能全部完成。并由此推算出：原定兩年就全部完成的任務，實際兩年時間只是完成了任務的五分之一。

由此，不由得不向公證改革的領導者、組織者和參加實施者致以由衷的敬意!公證改革所取得今天的成果，是多么值得珍貴和自豪。可是，也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如果余下的一半任務在難度上與已完成的一半并不相同，不是容易而是難度更大，那么，由于難度系數的不確定，完成任務的時間也就很難計算了。

因此，我們就不能不想到任務的另一個側面：是不是要把“事業”進行到底的問題了——指繼續要把余下的強半數公證處也全部改為“事業體制”。

好在改革尤如“摸著石頭過河”，我們現在的公證體制改革好比已差不多到了河中間。如果是繼續往前，不致于會把人淹死，改革仍肯定成功;那我們就肯定要在改革的領導者、組織者的指揮下，實施者和參加者都要有萬夫不當之勇，繼續往前沖，直至達到勝利的彼岸。如果是繼續往前，有可能會把人淹死，改革可能失敗;我們就要考慮是否繼續往前的問題了。并且，這不僅僅是改革的領導者、組織者的事了，更重要的是改革的實施者和參加者的事情，因為這關系到他們的切身利益：決定著生死存亡;是性命悠關的大事。

因此，在《公證法》頒布實施的大好形勢下，改革的領導者、組織者、參加者都面臨著這一歷史的抉擇。

三十二、面對現實

我們不是知難而退的懦夫，而是處變不驚的智者。在改革已取得喜人的巨大成績而又處在改革河流的中間的時候，只要我們能“摸”到“石頭”，站穩腳跟，就不怕任何風浪，大有思考的時間和對策。

依筆者所見，公證體制改革之所以出現了用五年多的時間，才有近半數的公證處改為事業體制的狀況，是由于改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初衷，偏離了原定的航向。那就是，司法部領導在司法部深化公證改革工作會議上所作的認真貫徹落實方案，全面深化公證工作改革”的講話曾經說過的：“在學習理解《方案》過程中，需要重點把握的改革原則和方向，就是“始終堅持‘三不變’原則”，“必須旗幟鮮明，繼續在思想上重視‘三不變’，在實踐中堅持‘三不變’，而不能有絲毫的疑惑和迷茫”態度和立場。

因為，真正實踐起來后，“三不變”的第一個不變就變了，公證機構不再作為“國家法律證明機構”而僅僅是“證明機構”罷了，這就使公證機構改革失去了“國家”的屬性。公證員也不再是公務員了。因而勢必以后也會導致了公證文書的法律效力的改變。

筆者非常贊同這樣的觀點：只有在堅持公證人雙重屬性的前提下，才可能順著“三不變”的方向改革。公證員一旦放棄了公務員的身份，成為完全的自由職業者，其組合體現——公證機構也隨之變為集體性質或個人性質的合伙、合作。這時公證處、公證人所做的證明就更具有‘私證‘的色彩，所謂國家證明的成分不復存在。如此，又何談保證“堅持作為國家證明機構的性質不變”?放棄公務員的地位，只會使公證陷入兩難的境地：一面是律師開展見證業務，一面是行政機關更加理直氣壯地排斥公證、拒絕公證、利用權力搞壟斷性鑒證。①由此可見，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以上關于公證改革偏離原定航向的論斷，并非是毫無根據的無端猜測，而是在公證的立法過程直至《公證法》的頒布得到了印正。

因此，可以說，隨著公證的立法，公證改革也到了歷史的關頭。我們必須面對實現，有必要召開公證改革的“遵義會議”，重新把正航向。否則，公證改革就有失敗的危險。

還可以這么說，隨著公證的立法，公證改革的成績和不足都已經凸顯在我們面前。在已取得的成績的基礎上，不僅不會固步自封和自滿自足，而且會使人看到了勝利的曙光而催人奮進。在問題和不足面前，不僅不會畏難卻步、半途而廢，而是會增強我們戰勝一切困難的信心、決心和勇氣，去奪取公證改革的全面勝利。公證改革必然會在公證立法的基礎上譜寫出新的、更加燦爛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