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3日，廣東省惠州市市民謝小姐在上班途中遭到搶劫。謝在追趕劫匪一段路后，恰逢迎面開來一輛警車，謝即攔住警車請求開車的警察追趕劫匪。誰知，該警察猶豫片刻說：“我已經下班了，你報警吧”，并拿出自己的手機給謝，讓她打電話報警。事后，謝小姐向警方投訴，認為該警察的行為屬于行政不作為。

[分歧意見]

一種觀點認為：人民警察個人在下班時間相當于一般公民，具有一般公民同樣的權利和義務。作為公民，在有人受到違法犯罪活動侵犯而請求幫助時，在道德上有義務伸出援助之手，但此種義務非法律義務。在本案中，該警察已經下班，他此時的身份只是一名普通公民，因此其拒絕出警的行為并不構成行政不作為。

另一種觀點認為：雖然人民警察作為一個普通公民也應該享有下班休息的權利，但因其被法律賦予了制止違法犯罪活動的特殊任務，因此，作為人民警察，他不應當拒絕公民的保護請求，拒絕現場出警請求則構成行政不作為。

[評析意見]

小編同意第二種意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十九條之規定：“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時間，遇有其職責范圍內的緊急情況，應當履行職責。”本案中：“警察下班后”即是在“非工作時間”;那是否是“職責范圍內的緊急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條明確規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受到侵犯或者處于其他危難情形，應當立即救助;對公民提出解決糾紛的要求，應當給予幫助;對公民的報警案件，應當及時查處。”

很明顯，持第一種觀點的人說：“此種義務非法律義務”，在現有的法律面前，不值得一駁。

持第一種觀點的人認為制止違法犯罪活動，應該是法律對作為整體的人民警察而非作為個體的人民警察提出的要求。筆者不以為然，就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而言：制止違法犯罪活動既是法律對作為整體的人民警察也是對作為個體的人民警察提出的要求。因為，如果沒有對警察個體的這種職責要求，對警察整體的任何職責要求也就變得毫無意義，整體的人民警察是由個體的人民警察組成的，整體的人民警察的任務和職責必須通過每個個體的人民警察的工作去實現。比如就本文引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十九條“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時間，遇有其職責范圍內的緊急情況，應當履行職責。”而言，此處的“人民警察”很明顯是指警察個體，若有人強辯是指警察整體，則該條文在語義上、邏輯上皆存在矛盾，顯然作為整體的人民警察不應有“非工作時間”。

應當注意的是，下班后的警察并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要承擔這種義務，他僅在本人恰好身處案發現場才承擔著這個法定義務。其實這與警察的休息權并不沖突，因為誰也沒有要求警察下班以后還要特別地尋找發案現場來履行這一義務，顯然這樣的一種情形的出現是偶然的，隨機的。法律也僅針對這一“偶然的，隨機的”情況發生時，對具有特殊身份的在場觀眾——人民警察，作出了對其高于一般公民的要求。一些持第一種觀點的人認為：“一個人從事了警察這一職業，他周圍的朋友、鄰居但凡遇見了被偷、被搶的事，就可以只需立馬找他出勤就是了，管他是在家休息也好，在走親訪友也罷，大可不必再向派出所報案。”這是一種缺乏合理邏輯推導而想當然地對現有法律作出了夸大解釋。

綜上所述，一個下了班的警察拒絕現場出警請求，不僅違背了人民警察的職業道德、職業紀律，更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的規定，構成了行政不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