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享有“告知權”

醫院未盡義務需擔責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醫患糾紛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記者從南京市一些基層法院了解到，在九成以上的糾紛案中，患者都認為醫方未盡到“告知義務”，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權。這已成為醫患糾紛中最突出的問題。本報曾對發生在江蘇省人民醫院的“國內首例精子案”有過報道，最終，省人民醫院就是敗在“知情權”上。而記者采訪也發現，很多大醫院的醫生只顧著給病人診斷開藥，對病人的病情及手術風險經常會疏于履行全面的告知。

案例1：

骨髓移植風險告知不詳醫方被判賠償精神損失

文-娟(化名)是父母的心肝寶貝，然而誰也想像不到，正值芳齡的她突然間患上了白血病，在巨大的不幸面前，一家人合計，就是傾家蕩產也要挽救文-娟的生命。去年4月16日，文-娟在南京一家“三甲”醫院接受了骨髓移植手術。手術后文-娟的病情較穩定，豈料到了5月28日，她出現咽喉潰瘍、尿路感染等癥狀，之后3天內白細胞、血小板及血紅蛋白出現明顯下降，醫院根據文-娟的病情，隨即再次為她進行了骨髓移植手術，但是術后不久文-娟就出現了嚴重的感染并發癥，最終于7月4日死亡。

文-娟的父母認為醫院未能充分告知手術風險，同時診療行為也存在過錯，導致了女兒的死亡，于是將醫院告上南京市鼓樓區法院，請求法院判令醫院賠償醫療費、陪護費、死亡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共計60余萬元。而醫院則認為對患者的治療不存在過錯，第二次移植手術前已經向患者親屬告知了有關事項，患者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導致的，要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法院審理后認為，醫院對于文-娟的診斷明確，采取的治療措施符合診療規范。但在文-娟第一次移植失敗后，存在兩種補救措施，而再次進行移植比繼續進行刺激造血治療的風險大，此時醫院應當向患者方充分說明兩種治療方案的利弊及風險，由患者方作出選擇，但現有證據不能證明醫生盡到了上述義務。這勢必使患者親屬對醫生決定的再次移植所到達的效果產生較高期望，而治療最終未獲成功，故被告醫院應向患者的親屬支付精神撫慰金。據此，法院判決被告醫院一次性向原告支付精神撫慰金20000元。

案例2：

認為風險告知不夠釀悲劇失明男子狀告醫院被駁回

65歲的李某是一名退休工人，因雙眼視力逐漸下降，到南京一家專科醫院就診，被診斷為腦垂體瘤。因垂體瘤壓迫神經導致視力下降，需要手術治療。醫生告知原告手術切除腦垂體瘤后可以保持現有視力，還有可能提高視力。為了改善視力，李某住院治療，豈料手術后第二天，原告即發現眼前一片漆黑，不能視物。李某認為醫生手術操作粗魯造成他失明，并且在手術前未告知手術風險，使其喪失了選擇權。醫院的醫療行為存在過錯，并造成其損害，并向醫院索賠30萬元。

醫院則辯稱，醫生診斷明確，采取顯微操作的手術方式已經最大限度對視神經進行了保護，沒有過錯。醫生手術前也履行了告知義務，將手術可能造成視神經損傷、腫瘤殘留、猝死等風險均已告知原告。李某失明是其自身疾病導致的，這種風險也是現代醫學技術不能克服的，醫生的診療行為沒有過錯，故對原告不應當承擔責任。

法院審理認為，雙方爭議的主要焦點是醫院是否已履行了告知義務。最終，醫院舉證了原告簽字的《診療議定書》，該證據上記載了手術可能出現的風險包括視神經損傷、腫瘤殘留等，應當認定被告在手術前已經履行了告知義務。據此，法院依法駁回了原告李某的訴訟請求。

法官點評：

南京市鼓樓區法院副院長盛-皓對上述兩個案例作出了點評。他說，醫療機構的告知說明義務，是一個法定義務，它體現的是對患者自己決定權的尊重。但是在現實中，醫患雙方常常忽視了這個問題，特別是醫生，認為患者是門外漢，告訴了也不懂。尤其是涉及數種治療措施的時候，不告知患者治療措施的利弊得失，自己替患者決定的現象比較普遍。其實患者將自己托付給醫生，并不是將自己所有的權利都交給了醫生，毫無疑問，患者還保留了自己決定命運的權利。

在第一起案件中，在存在兩種治療措施的時候，醫生對于兩種治療措施的風險，沒有對患者作完整的告知說明，而是自己選擇了再次骨髓移植，但是術后沒有效果，應該對患者予以賠償，但是具體的賠償范圍應予斟酌。第二起案件中，原告就醫生未盡告知說明義務的訴訟，因為最終不能舉證而敗訴。現在很多醫療機構的術前都是事先印制的，然后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進行增減。這種方式客觀上是省事了，但是也為雙方日后的爭議埋下了伏筆。因此，法院建議雙方應該完善手續，減少訴訟的發生，例如在增減部分由雙方分別簽字等等，可防止糾紛的產生，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醫院誤診判決卻不同

何種情形醫院要擔責

引發醫患糾紛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醫院誤診。記者了解到，同樣因誤診引發官司，法院判決卻大相徑庭。那么，醫院誤診是否應賠償患者損失?記者調查發現，只有存在有過錯的誤診，并導致患者產生損害后果的前提下，醫療機構才需承擔賠償責任。

案例1：關節炎誤為淋巴癌原告獲賠償12萬元

22歲的徐某敏(化名)經鼓樓區某三級甲等大醫院診斷，被告知患上了淋巴癌。據醫生表示，徐某敏病情已呈惡化狀態，最多只能活5個月。至此，徐某敏在該院接受了9次化療。化療把徐某敏折磨得死去活來，連上衛生間都要母親扶著進出。

被預言活不過5個月的徐某敏，似乎創造了生命的“奇跡”。5年之后，徐某敏還頑強地活著。因左耳淋巴結腫大到該院檢查，醫生仍定性為淋巴瘤，且屬中度惡性。同年10月9日，徐某敏因左頸淋巴結腫大，徐某敏接受該院另一科室醫生檢查，結論是不支持原有診斷，建議轉上海會診。同年，徐某敏拖著弱不禁風的病體，來到上海某醫院。該院專家診斷徐某敏并非患有淋巴癌，而是類風濕性關節炎。回到南京后，徐某敏將誤診醫院告上鼓樓區法院，索賠30萬元。該院委托北京腫瘤醫院診斷，診斷結論排除了淋巴瘤的可能。

鼓樓區法院審理認為，作為一家三級甲等醫院，該院對類風濕關節炎應有準確確診能力。主治醫生未經會診，就認定徐某敏患上淋巴瘤，此為過失一;在對徐某敏實施化療期間，未重視其病情，仍繼續化療，導致原告損失和傷害擴大，此為過失二。據此，法院認為這家醫院對誤診有過錯，判決賠償徐某敏各項損失12萬余元，其中精神損失費為5萬元。

案例2：

眼中石子未被取出失明兒童輸了官司

2003年1月，5歲的小亞強(化名)被鞭炮炸傷右眼，送入南京市一家三級甲等醫院治療。小亞強在做過“右眼角膜清創縫合術”后，提前出院。醫院提醒他應及時復診，但小亞強并未在規定時間內復診。等他到該院復診時，B超檢查顯示“右眼玻璃體渾濁，網膜脫離”，醫院當即建議他入院手術。次日，家人將小亞強帶到上海某醫院手術。手術中從小亞強的眼中取出一枚砂石，而小亞強的視網膜病變嚴重，最終失明。不久，小亞強將南京這家醫院告上南京鼓樓區法院，稱該院未能查出患者眼球中的砂子，導致小亞強未及時治療造成終身殘疾，要求醫院賠償7.6萬元。

鼓樓區法院認為，醫院未查出患者眼球中存在的異物，存在誤診過失;但小亞強也未遵醫囑及時復診，而他的玻璃體視網膜病變，與其外傷、感染和視網膜脫離有直接的關系。因此認定醫院的診斷過失與患者的損害后果之間不存在因果聯系，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案例3：

少婦“宮外孕”人流告醫院誤診難獲賠

24歲的李某(化名)是一名護士。去年9月23日，她到南京一家醫院驗孕，醫生未經完備檢查就確診她為宮外孕，并實施手術。但術后病理顯示并非宮外孕，而是宮內妊娠。醫院草率診斷，造成她首次懷孕被迫流產，對以后生育造成傷害，李某要求醫院賠償23萬余元。

法院審理認為，醫院根據對原告當初的檢查結果綜合判斷，作出的宮外孕診斷符合診斷原則。雖然術后病理報告診斷是宮內妊娠，與術前診斷不符，但是不能據此認定被告診斷行為就有過錯。

另外，從終止妊娠的后果來看，李某在停用避孕藥后，短期內即懷孕，胎兒的畸形發病率增加。所以從安全角度和保證胎兒健康考慮，醫院終止妊娠應當是合理的。為此，法院駁回李某的訴訟請求。

法官點評：

3起案件均因醫院誤診引發，法院緣何判決不同呢?鼓樓區法院副院長盛-皓表示，必須明確“誤診”一詞，是醫學概念而非法律概念。所謂誤診，是指醫生的診斷與患者實際情況不一致。由于病人情況各異，許多疾病外在表現形式的相似性，及目前醫療技術發展的局限性等因素，誤診現象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國外一些發達國家的誤診率，達到30%左右。從法律角度考慮，根據侵權法理論，只有在醫院的醫療行為有過錯，并與患者損害后果有因果關系的前提下，才能認定其應承擔民事責任。因此，“有過錯的誤診”和“導致產生損害后果”，是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的必須條件。

對該院審理的這3起醫療糾紛案件，盛-皓表示，法院支持徐某敏的請求，是因為該案例中的誤診是醫生過錯造成的。此外，徐某敏的損害后果，與醫院的過錯行為有直接的因果關系。而在案例二小亞強的醫療糾紛中，醫院雖有誤診事實，但與患者失明的損害后果沒有必然因果關系;而案例三中的李女士，雖然也被醫院誤診，但這種誤診是符合診斷原則的，沒有法律上的過錯。醫院根據誤診的結論必須對患者施以手術，否則會有生命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