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29日，在陜西省延安市寶塔區，公、檢、法、武警，全副武裝，嚴陣以待，對因故意殺人罪被終審判處死刑的犯罪人董-偉執行槍決的時間已經進入最后的倒計時。然而就在距離正式執行死刑僅有4分鐘的時候，延安市法院突然接到最高人民法院電話通知，死刑暫緩執行，案件需要復核。由此引發了這起轟動全國的“槍下留人”案。復核仍由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進行。陜西省高院在復核本案中，認為事實清楚，決定不公開審理并維持原判。“槍下留人”令下達130天后董-偉伏法。

“槍下留人”案因其高度戲劇性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人們的關注很快就超越了案件本身，從董-偉一案所凸現出的我國司法體制的漏洞引起了學界和實務界廣泛的探討。董-偉一案反映出了我國死刑復核程序中存在的重大問題-死刑復核程序的虛置化、形式化，但陜西高院在最高院指令下再次復核的程序和結果同樣令人失望：不開庭審判，控辯雙方無權介入，使終審程序備受指責。程序設置的不公正、不合理帶來人們對實體結果的質疑，草率對待的不僅是個體的生命，更是人們對法制的信任。如今判決已定，死刑已行，再來探討董-偉一案有何隱情，似乎意義不大，但該案留給人們尤其是法律人的思考無疑至深。

二、死刑復核程序發展的歷史回顧

死刑因其極端的嚴酷性和不可回復性，歷來受到嚴格的限制和控制。目前世界上已有109個國家廢除了死刑，我國在死刑存廢問題上堅持不廢除死刑，但要從嚴控制死刑的適用以及少殺、慎殺、防止錯殺的政策。這一政策在實踐中的體現是我國不僅在實體法上對死刑的適用進行限制，而且在程序法上也做出了特別的規定，這就是死刑復核程序。死刑復核程序是二審終審的例外，對于死刑案件，除了要經過第一審程序和第二審程序外，還必須經過死刑復核這一特別程序進行復查。死刑復核程序的核準權，包括死刑立即執行的核準權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核準權。

我國1979年刑事訴訟法與1996年刑事訴訟法均規定死緩核準權歸屬高級人民法院，雖然在審判實踐中，對死緩也是要嚴格控制使用，但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畢竟不同于死刑立即執行，在二者之間橫亙著生與死的重大界限，由于死緩具有緩期兩年執行的余地，所以它并不具有死刑立即執行的那種極端嚴厲性和不可挽回性，所以法律將死緩的核準權賦予高級人民法院執掌，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對于減輕最高法院的工作負擔，提高工作效率，及時處理這部分案件，以及更好的發揮高院的作用，都是有利的[01].所以，對于死緩核準權問題，在理論界和審判實踐中都不存在爭議，但死刑立即執行的核準權的歸屬則一直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建國以來，我國在死刑立即執行的核準權問題上幾經變化：1954年頒布的《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1條規定，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核準，其中中級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對于死刑案件的終審判決和裁定，如果當事人不服，可以申請上一級人民法院復核;基層人民法院對于死刑案件的判決和中級人民法院對于死刑案件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當事人不上訴，不申請復核，應當報請高級人民法院核準后執行。死刑案件的復核和核準權根據不同情況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共同行使，這在當時基層人民法院依法有權判處死刑的情況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才有核準權，要求是相當高的1956年以后，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社會的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根據這種情況，1957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決定，今后凡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或核準。這樣，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件的核準權統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不再擁有死刑立即執行案件的核準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