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主持證據展示活動，非律師辯護人能否參與證據展示

一、誰來主持證據展示活動

刑事證據開示制度的參加者應包括控辯雙方是沒有爭議的，但由誰來主持，在國外，一般都是法官。在我國理論界，觀點不一：

(一)法官作為案件的裁判者，在訴訟中處于中立的法律地位，他既不享有開示權利，也不承擔開示義務，因此法官不應成為證據開示的主體，也即不能充任主持角色。

(二)只有控辯雙方參與的證據開示活動由于缺乏監督和制約，存在相互“勾兌”的可能，從而可能有損司法公正，因而應由法官來主持。

(三)只有在控辯雙方對是否需要展示存有異議的情況下，才應由法官主持。

(四)應引入一個中立的司法審查機構，即建構我國的刑事預審程序，由預審法官主持證據展示程序。

誠然，法官是中立于控方和辯方的第三方，沒有證據開示的權利，也不承擔證據開示的義務，但證據展示是控辯雙方在庭審前相互出示證據、交換與案件事實相關聯證據并發表意見的訴訟活動，其參與主體并不僅限于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是否需要該項活動的、獨立于有利害關系的中間人來主持，關鍵得看訴訟活動的性質和該項制度的價值取向，因此，“觀點一”以權利和義務來排除法官主持的必要是不能成立的。其，借鑒國外的制度并不是簡單的移植過程，必須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予以本土化改造，或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相關配套制度，而“觀點四”認為應建立獨立的司法審查機構來主持證據展示活動，我們認為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不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的，因為這不符合我國的憲政體制。

我們贊同“觀點二”，認為應由法官主持，但主持程序的法官并不是日后該案件的承辦人員，而是法院內設的法官助理。

現代意義上的法官助理制度最早出現在英國。在美國，法官助理被稱為“不穿法袍的法官”。在我國，法官助理制度已在實踐中探索，而且已納入法院改革計劃。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20日頒布的第一個《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中第一明確要推行法官助理制度，去年肖-揚院長再表示要繼續推進法官助理試點工作。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的若干意見》的規定，法官助理可以審查訴訟材料，指導、引導當事人舉證，負責案件在庭前準備階段的管理工作;代表法官組織當事人交換和固定證據，等等。

法官助理在證據展示程序中擔任主持這一角色的設置，斷絕了庭審法官與當事人的直接接觸，克服了舊有制度中所有程序都由一名法官操作的不良現象，能避免主審法官庭審前對案件事實形成先入為主的印象，從而有利于法官中立。其，在法官助理的主持下當事人可以就證據發表意見，對雙方有爭議的證據，法官助理要簡單列明雙方爭議的焦點，并決定是否有必要組織第二證據開示交換，并且將證據開示情況向法官匯報，使主審法官明確認識訴訟的爭點，提高庭審的效率。因此，由法官助理作為證據展示程序的主持，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上海浦東區人民法院、北京房山區人民法院的試點工作已證明這一做法的成功之處。

二、非律師辯護人能否參與證據展示

有觀點認為：證據展示的辯方主體應限定為具有律師職執業資格的辯護律師，其他辯護人不應參與證據展示，理由是：認為律師協會、律師執業規范等約束機制以及具有較高的法律專業知識，可以保證證據開示后不會進行串供等妨礙訴訟的活動，而其他辯護人就難以有這樣的保證。

設立證據展示制度的目的，一是為了提高訴訟效率，二是更好地保護被告人的辯護權。如果說證據展示的辯方只能由律師參加，那么在當前只有25%的被告人、10%的犯罪嫌疑人(在檢察審查起訴階段)以及4%的外地被告人能有律師為其辯護的情況下，證據展示就成為了請不起律師的當事人的奢侈品或是可望不可及的富人的專利品。這樣的制度是完全背離訴訟的公正價值的。

(一)非律師辯護人本身其調查取證權限、能力就不如律師，如果再將其排除在證據開示主體之外，則對當事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二)禁止非律師辯護人參與展示有違反法律之嫌，我國刑訴法第36條明確規定，除辯護律師外，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三)大多數非律師辯護人也有主管單位，如果發生了妨礙訴訟的活動，仍然可以視不同情況對他進行處理;

(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在公訴案件第一審程序中所用的措辭皆為“辯護人”，并未使用辯護律師一詞而將其他辯護人排除在外，同時，從《解釋》第140條關于辯方庭審舉證的規定來看，如果在其他辯護人參加庭審的情況下，又不能調查取證，那么將無法“提請傳喚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或者出示證據，宣讀未到庭證人的證言，鑒定人的鑒定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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