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書指控2006年9月18日，時任某派出所所長王某、民警陸某、巡防隊員王某某在辦理吳某一案訊問過程中，陸某、王某對吳某刑訊逼供得到了所長王某的“默許”，后經法醫鑒定，吳某的傷情為輕傷。辯護人認為檢察機關的上述認定除了吳某的陳述外，沒有其他直接證據可以證明王某“默許”民警對吳某刑訊逼供，間接證據又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體系，且證據與證據之間也有諸多矛盾之處，下面我對本案的證據做一個分析。

起訴書指控陸某、王某對吳某刑訊逼供得到了王某“默許”，那么我們首先看一下陸某、王某對這個事實是如何供述的。卷宗第26—37頁有檢察機關對陸某二份訊問筆錄及陸某親筆所寫一份情況說明，在筆錄和說明中陸某多次供述“我們在訊問期間沒有人毆打吳某”、“我敢保證，我們在辦案期間決定沒有對吳某進行毆打”。辦案人員問陸某“看押期間有無人員對吳某實施體罰等行為”。陸某回答“沒有”，卷宗第39—54頁檢察機關對巡防隊員王某有5次訊問筆錄，在王某也多次陳述“我沒有看見誰打他，我也沒有打他”、“我沒有打，其他人是否打了我不知道，我也沒有見”。在卷宗第88頁、第91頁2006年9月18日在某某派出所值班巡防隊員張某、民警楊某也證明“沒有看到人毆打吳某”。檢察機關對王某三次訊問王也再三陳述沒有聽到和看到有人毆打吳某，更沒有指示或“默許”他人毆打吳某。王某、陸某、王某、張某、楊某都是當晚在派出所值班的民警或工作人員，他們的證據都是直接證據，證明了沒有人對吳某刑訊逼供，從以上證據看陸某、王某否認刑訊逼供且民警和其他辦案人員刑訊逼供的證據根本就不扎實，王某“默許”豈不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再看一下吳某陳述的可信度。第一份陳述“帶我到派出所的那個民警打我，另外還有兩個我不認識”，第二份陳述“然后過來有四個人，就開始打我”，第三份陳述“我記著有四五個打我”。三次陳述所謂打他人的數量每次都不一致，其矛盾是顯而易見的。吳某還陳述：“我記著有一個去拿了一個電警棒，過來用電警棒擊打我，拿電警棒那個姓吳，因為他和我一個姓，所以有印象”，據了解某某派出所根本就沒有電警棒，當晚也沒有吳姓警官值班，這個情節顯然是吳某編造的。吳某又陳述“當晚他們打我到快天明，大概有六七個小時”。從吳某的偵查卷中可以看到2006年9月19日2：10---3：10、5：20—6：40辦案人員對其有兩次訊問有長達14頁的訊問筆錄，這個時間段公安人員是在對其訊問，那有長達六七個小時毆打?從偵查卷中看辦案人員在訊問過程中不但告知吳某應有的權利，還發問了“在我們對你訊問的過程中有沒有對你刑訊逼供體罰或者虐待你”，吳某回答：“沒有”。吳某的陳述是言詞證據，其不確定性本身就大，因為案件辦案人員與其有著直接利害關系，其虛假陳述的心理狀態應當是有的。吳某的陳述又有諸多的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其陳述的合理性又相當低，又有王某、陸某、王某、張某、楊某等人陳述或證言與之對抗。因此單憑吳某陳述不能認定王某“默許”對吳某的刑訊逼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