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商標近似的判斷主體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司法解釋)第十條規定“人民法院依據商標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的規定,認定商標相同或者近似按照以下原則進行:(一)以相關公眾的一般注意力為標準;(二)既要進行商標的整體比對,又要進行商標主要部分的比對,比對應當在比對對象隔離的狀態下分別進行;(三)判斷商標是否近似,應當考慮請求保護注冊商標的顯著性和知名度。”對于“相關公眾”的概念,解釋第八條規定:“商標法所稱相關公眾,是指與商標所標識的某類商品或者服務有關的消費者和與前述商品或者服務的營銷有密切關系的其他經營者。”
對于上述司法解釋,筆者理解,應該存在由誰來判斷商標近似的問題。在商標侵權案件中,對于商標近似的判斷,按照上述司法解釋,筆者理解應該是由兩方面的人來完成的:一方面是相關公眾,這里的相關公眾指的是該商品或服務的消費者,而不是普通消費者。北京高級法院2006年下發的《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下稱解答)中將此理解為“對商品具有一般性的知識、經驗的相關公眾”;另一方面,才是由法官來進行比較和判斷的問題。而法官的判斷,筆者認為應該是以相關公眾的判斷為基礎。如果按照筆者理解的方式來理解和適用上述司法解釋,對于商標近似性的判斷,應該說司法解釋兼顧了主觀與客觀兩個方面。由于商標近似判斷是個主觀性很強的問題,同時商標權益往往對當事人利益重大,法院又是當事人尋求權利保護的最后途徑,如果僅由個別法官來單獨行使商標近似的判斷權,一旦錯誤,對當事人的利益是致命的,因為畢竟法官不一定是“相關公眾”。然而在商標侵權案件的實際處理中,法院在判斷商標近似時,卻很少兼顧主客觀兩個方面。筆者研讀過一些法院商標侵權案件的判決書,一般在進行商標近似性的判斷時,都是法官在進行論理,法官在對“相關公眾的一般注意力”的論述中,都是將自己視為相關公眾,很少有有哪一個案例聽取了“相關公眾”的意見。筆者作為本案嘉裕公司的一、二審代理律師,雖然提交了大量葡萄酒消費者及經銷商對“嘉裕長城及圖”商標與70855“長城牌GREATWALL及圖”商標比較并不近似的證據,然而無論是一審還是二審法院,在判決書中均未提及和采納,同時法院也沒有對自己理解的“相關公眾”進行調查,無不是將自己視為“相關公眾”進行了主觀判斷。當然,如果將司法解釋“以相關公眾的一般注意力為標準”理解為是法官站在相關公眾的立場上作一般性的注意,但法官不是相關公眾,那么法官如何站在相關公眾的角度進行判斷,筆者頗感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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