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司法實踐中，人們最容易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刑罰抽象的公平與正義，而是在每一個具體刑事案件之間的量刑是否均衡。如果量刑失衡，導致重罪輕判或者輕罪重判，乃至輕縱了罪犯，或者冤枉了無辜，這不僅給公民造成嚴重的危害，而且損害司法機關的公信力，還會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權威。在我國，由于刑法理論偏重于犯罪的定性，對量刑問題的研究并不很重視，對量刑的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并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而刑事司法實踐中由于法官道德水準和業(yè)務技能參差不齊，對量刑隨意性較大，造成量刑不適當、不公正，致使當事人及社會公眾無法接受，其產生的社會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了這些案件本身，量刑失衡現(xiàn)象突出。

量刑失衡(ImproperSentence)亦稱之為量刑偏差，是指在特定的時空之下，人民法院在正確定罪的前提下，在既定的法定刑幅度內對刑事的個案的量刑偏輕偏重、畸輕畸重、罰不當罪或者性質相同、情節(jié)相似的案件，刑罰裁量相對懸殊而又無合理根據(jù)的刑事司法現(xiàn)象。量刑失衡具有潛在的危害性，這種現(xiàn)象的長期存在勢必影響法院的形象和司法的公正性。其突出表現(xiàn)在：

1、審判組織之間量刑的失衡

由于我國存在獨任審判員、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三種不同的審判組織，他們對同類案件甚至是同一案件，不同的審判主體可能作出大相徑庭的判決。因為我國多采用的是經驗型量刑方法，而不同的人的人生經驗則可能完全不同，有的審判人員喜用嚴刑重典，有的則多用輕刑，所以極易造成量刑的失衡。

2、控辯雙方參與量刑不充分導致的量刑失衡

在我國定罪與量刑合一的模式中，控方和辯方參與量刑都不充分，對量刑判決的影響也很小，尤其是在死刑量刑程序中，合議庭往往要把案件提交給審判委員會，僅由審委會以書面審理的方式來決定是否對被告人適用死刑，并沒有控方和辯方的參與，而且這個程序是不對外公開的，極具秘密性的。控方和辯方對死刑量刑的影響僅僅局限于庭審調查時向法庭提交的量刑方面的證據(jù)以及在庭審辯論時就被告人的量刑進行的辯論，而在這兩個階段，控辯雙方也并未專門就死刑量刑提交證據(jù)及進行辯論，就量刑提交證據(jù)和進行辯論的行為只是定罪過程中的附屬行為而已。因此，控辯雙方對量刑的參與程度實在有限，理所當然的導致量刑失衡。

3、被害人對量刑難以施加影響造成的失衡

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則是其作為當事人的重要體現(xiàn)。也是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是符合加強對被害人權益進行保護的國際潮流。但由于我國目前的量刑程序沒有被害人參與，在量刑問題上被害人即使有自己的看法也難以行使，例如被害人可能會要求法院對被告人進行重判。故被害人難以對量刑施加有效的影響，完全可能造成量刑不均。

4、地區(qū)之間量刑的失衡

量刑的地區(qū)差別主要是與地區(qū)的經濟發(fā)達程度有關，一般而言，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對同一犯罪處罰要較落后地區(qū)輕，如同是盜竊1000元，有的地方判1年，有的地方判2年，還有的法院則免予處罰。另外，在危害社會治安犯罪中，社會治安環(huán)境差的地區(qū)比社會治安好的地區(qū)在量刑上也相對較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