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量刑建議權是量刑規范化的邏輯起點

量刑建議權是司法請求權(即求刑權)的重要組成部分,量刑規范化是量刑建議權的歸宿之一。求刑權是人民檢察院行使刑罰權的重要表現。“所謂刑罰權,是指創制和運用刑罰的權力。它包括了制刑、求刑、量刑和行刑的全部內容.制刑權是國家賦予立法機關將某些行為入罪并創制刑罰的權力;求刑權是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向審判機關提起公訴,要求對被告人判處刑罰的權力;量刑權是審判機關決定對有罪被告人是否處刑、處以何等刑罰的權力。行刑權是行刑機關獲自國家的、根據司法判決加以執行的權力。它是量刑權的邏輯延伸,是刑罰權的“最后歸宿”。在刑事司法程序的各個環節，刑罰權通過求刑權、量刑權、行刑權這三種權力形態的交互更迭,得以最終實現

從上述定義我們不難看出,求刑權和量刑建議權在存在方式上相互獨立、互相依存;在邏輯順序上，求刑權在前，量刑建議權在后，二者循序漸進，它們共同構成了公訴權。“求刑權實際上是刑罰體系中的聯結之權,是刑罰權從靜態走向現實的聯結性因素。它最終實現了刑罰創制權與刑罰裁量權及執行權的有機結合.量刑建議權作為求刑權中的一個后置權力，在很大程度上維持著求刑權的活力，使求刑權在刑罰權體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進而促進刑罰從靜態走向動態并使之合理化，最終實現量刑規范化。因此，作為求刑權重要組成部分的量刑建議權就成了量刑規范化的邏輯起點。

2、量刑建議權和量刑規范化體現為權力和制度的關系

量刑建議權作為公訴權的一部分,是國家通過相關法律賦予特定人或特定機關行使的權力。量刑建議權是國家公權力的一種表現形式。公訴權的出現，是國家通過對刑罰權的壟斷產生的結果。因此,這里所說的量刑建議權，其淵源來自國家的權力授予,是國家為維護社會秩序而設立、授予檢察機關追訴犯罪的權力。與自訴權相比，它具有國家意志性、權力統一性以及拉近刑罰距離等特點。確立量刑建議權的最終目標，在于保障公訴權的充分行使，實現訴訟公平、量刑公正。

量刑規范化是一系列制度形成的過程，它通過制定精密的規范化文件(如“量刑指南、量刑意見”等)、優化量刑程序、革新量刑技術等措施達到規范化量刑的目的,最后實現量刑公正。而制定這一制度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實現公平和正義,這與量刑建議權的終極目標一致。

因此,量刑建議權的行使和量刑規范化建設均是我國實現司法公正，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必經階段,量刑建議權為量刑規范化創造了有利的法律環境和條件,相應地，量刑規范化也為量刑建議權的行使提供了制度支撐，二者表現為權力和制度的關系。

3、量刑規范化的尺度和方法表現為量刑建議權

如前所述，量刑建議權作為公訴權的一個下位概念,從行使效果上看是一種請求權,這一屬性表明了其在法律上的效果不具有終局性。具有終局性裁判權的是審判權，可是審判權的終局性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其被濫用的可能。量刑規范化需要某種工具性手段的配合方能順利實現。這個工具性方法，便是量刑建議權的確定和使用。量刑建議權的非終局性體現了其工具性及程序性價值，這一具備雙重價值的手段放在整個刑事審判過程中，成為平衡自由裁量權、維護司法公平、公開、公正的重要砝碼。量刑規范化過程中，量刑建議權的行使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