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獲悉，北京市西北郊糧食倉庫開發辦公室原主任許先生涉嫌受賄一案，已被發回重審。許先生被控花6.9萬余元就買下總價值101萬余元的兩套住房，終審被判有期徒刑13年。此后，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訴。最高法指令北京市高院再審后，市高院日前將此案發回市一中院重審。這是近幾年首起被最高法批準再審的官員受賄案件(2月24日《京華時報》)

既然這位前官員的申訴已被最高法發回再審，那么，他到底有無犯罪、原審是否正確，還是由法院再審來確定。不過，有關官員利用權力低價購房之事，卻值得好好分析，因為，不少官員的腐敗問題正是通過這種所謂的低價購房來暗渡陳-倉。

有關官員低價購房被判刑的報道近年來已經有過一些。例如，浙江省蘭溪市糧食局原局長徐某，在下屬單位土建工程承包商處以6萬元價格購買價值9.18萬元的住宅一套，向下屬糧管所以25萬元的價格購得一處價值41萬余元的營業房，且在購買該房付款過程中收受他人以轉賬支票形式賄賂的6萬元。法院一審以“以明顯低于市場價的價格買了房”構成受賄罪為由，判處徐有期徒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對于官員低價購房的行為如何定性，2007年“兩高”出臺的司法解釋早有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屋的，以受賄論處”。也就是說，只要是官員利用權力“以明顯低于市場價的價格買了房”，那就構成受賄罪。不過，什么叫“明顯低于市場價”并沒有一個確定的標準，實踐中，司法機關認定房屋差價時，一般是將涉案房屋在事后做價格鑒定，再將鑒定價與實際購買價進行比對，只要得出差價就認定構成受賄罪。對此，有律師建議，可以參考最高法合同法司法解釋對于合同法74條規定的“明顯不合理的低價”的解釋，認定轉讓價格不足70%的，視為不合理的低價，高于30%的，視為不合理的高價。

回到許先生的低價購房問題，對于其以6.9萬余元購買當時市值37萬余元的81平方米住房，不能一概而論。盡管當時這套房市值37萬余元，但如果當時確實是經過公開和合法的程序購買，并且其他職工也是以相同價格購買到相應房屋，那么，就不能認定他是低價購房。反之，如果不是通過公開和合法程序購買，其他職工并不能以這樣的價格購買到，那么就是屬于低價購房，構成受賄罪。

此外，許先生以提前拆遷的名義，將其大舅哥現有住房換到一套150余平方米的住房，在接受檢察機關調查時，他主動向城建公司補交了94萬余元的房款。對這一問題也要具體分析。通常而言，在檢察機關調查時的補錢和退款，不能成為不構成犯罪的理由。“兩高”在《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賄。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受賄罪。”所以，許先生在檢察機關調查期間，主動補交房款的行為不能成為不構成犯罪的理由。當然，如果以現有住房換房符合相關政策，并且是在約定時期之內補交的房款，則另當別論。

總之，認定官員低價購房是否涉嫌犯罪，關鍵要看是否涉及權錢交易，以當時市場不可能的價格購買到低價的房子，如果購買時符合政策，也符合當時的市場交易習慣，沒有利用權力，即使是購買了便宜的房子，也不能認定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