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重刑集聚、輕罪重罰。原《刑法》規定貪污、受賄十萬元以上就應當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隨著實踐中大數額貪污、受賄案件的不斷增多，刑罰細分受到嚴重抑制，十萬元以下的可能是一萬元1年，十萬元以上的則可能是一百萬元甚至數百萬元1年，貪污、受賄十萬元和數百萬元在判罰上并無實質性不同，輕罪重判問題突出。

二是唯數額論，輕重失衡。影響貪污、受賄罪的定罪量刑情節很多，片面地計贓論罰，有從輕情節的刑罰下不來，有從重情節的刑罰上不去，罪刑嚴重不匹配。《刑九》調整正是基于這兩方面問題展開的，具有直接針對性。立法修訂不易，司法中貫徹到位、用足用好更難，修訂后貪污、受賄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和情節標準的實踐把握，復雜而棘手，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數額標準的把握

1、數額標準是否因地而異。一種意見認為，考慮到地方發展不均衡的特點，各地可以借鑒盜竊、詐騙罪等財產犯罪的做法，根據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自行確定具體數額標準。筆者不贊成這一意見。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盜竊、詐騙等普通財產犯罪的危害性與一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群眾感知程度直接相關，而貪污、受賄犯罪屬于妨害國家公權力的犯罪，國家公權力理當統一行使，也不因地區發達程度而有高低貴賤之別;第二，國家工作人員尤其是較高級別的國家工作人員跨地區交流任職較為普遍，各地量刑標準不一將導致個案量刑標準適用上的無所適從，不僅影響到量刑公平公正，還將給指定管轄工作的正常開展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2、貪污、受賄罪起刑點數額即“數額較大”的標準是否上提。一種意見認為，從反腐敗全局高度，充分考慮社會輿情、增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解決推進反腐敗工作信心的角度，以及嚴密刑事法網的需要，現行的五千元起刑點數額應當維持不變。本著實事求是的立場，筆者認為，當前形勢下有條件也有必要對貪污、受賄犯罪的入罪數額標準進行適當上調，綜合以下因素，將入罪數額標準上調至二萬元至三萬元這一區間是較為妥當的：

第一，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提高貪污、受賄犯罪起刑點數額標準有先例可循。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對貪污罪設置的起刑點是二千元，10年后1997年《刑法》修訂時，將該標準調整為五千元。五千元的數額標準現已適用18年，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長了6.25倍，適度提高數額標準有其客觀社會基礎。

第二，從近年來的司法實踐看，貪污、受賄數額在一萬元左右受到刑事追訴的案件極為少見。從實際受到刑事追究的貪污、受賄案件看，數額低于二萬元的主要是因為其他犯罪牽連出來的，且多被判處免予刑事處罰。事實上，過去一些年，一些地方已經或明或暗地對五千元的起刑點數額標準作了程度不同的上浮處理。

第三，零容忍不意味著零刑事門檻。懲治腐敗在刑罰之外還有黨紀處分、行政處分。對數額不滿二萬元或者三萬元且無其他嚴重情節的貪污、受賄行為予以黨紀處分、行政處分，可以為黨紀處分、行政處罰預留出必要的空間，有利于體現黨紀嚴于國法、黨紀挺在刑法之前的反腐策略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突出刑事打擊重點，增進刑事處罰的確定性、公平性與嚴肅性。

3、如何把握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基于以下原因，筆者認為，巨大、特別巨大的具體數額可以再行研究，但認定標準必須大幅提高：

第一，大幅拉開不同量刑檔的數額級差，符合《刑九》的修訂精神。如前所述，貪污、受賄案件量刑實踐當中長期存在罪刑失衡、重刑集聚現象，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是十萬元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這個數額杠桿壓得太低。將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數額標準大幅提高，為十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留出盡可能大的數額空間，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不二之選。

第二，大幅提高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認定標準，將有助于促進自首等量刑情節司法認定的嚴肅性。自首等從寬情節認定過多過濫，是職務犯罪案件較為突出的一個問題，究其原因，其中不乏系為了個案量刑需要而作出的無奈之舉。隨著重刑標準的上提，量刑空間的增大，這一問題將有望根本性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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