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締約過失責任破解一起人身損害案件的糾紛?

丁某到車站乘車，在裝放行李的過程中，被另外一輛車上掉下的一包貨物砸傷。丁即提起人身損害賠償訴訟，要求車站和搬運工賠償其醫療、傷殘等費用5萬余元。

從侵權責任看，本案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維系于搬運工人的不慎致害行為和車站的疏忽過失上，兩被告的作為行為和不作為行為，同屬造成原告人身損害的直接和間接原因，且無免除責任的合法事由，故其侵權損害之債理所應當地形成。然而，該思路雖然從侵權責任的構成理念上解決了債的形成問題，但卻不能解答損害事件中另存的許多存疑特征，諸如事件發生的特殊場所問題，車站與搬運工人的關系問題，受害者締約動機問題和車站與受害者之間的活動性質等問題。特別是糾紛雙方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議，讓人深感一般侵權理論于此的局限和蒼白。

然而，如果受害人換從消費者角度去主張，即會引出與侵權之說并無合致的違約空間，旅客搭乘客運車輛，乘運雙方當為締約關系，其權利義務業已為契約所強制，車站作為承運主體未盡安全防護義務而損害乘客權利，即為違約，違約人得對其未盡保護義務的行為承擔民事責任。按此思路，不難發現兩種法律關系在此糾紛中的競合。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在違約行為與侵權行為并存的情況下，當事人可選擇更有利于自己的法律關系提起主張。但是，原告與車站之間的締約行為，明顯具有過程特征，按照合同成立理論，雙方的締約行為尚處于準備訂立合同的過程中。該特征的存在，無疑給上述合同違約的理念帶來否定，讓人回到交易外的義務范疇去認識這一糾紛。合同法上的締約過失責任規則，正是為解決這類糾紛而設立的制度。

締約過失責任，是指從事締結契約的人在締約過程中違反注意義務而應承擔的民事責任。這里所述的注意義務，是指合同法上的先合同義務而非合同義務，即締約雙方為簽訂合同而互相接觸磋商開始逐漸產生的注意義務，包括互相協助、照顧、保護、通知、誠信等義務。合同法理論認為，先合同義務是建立在誠實信用原則基礎上的法律義務，是誠信原則在法律制度上的直接體現。

本案受害人丁某去至從事旅客運輸業務的車站乘車，雙方在締結客運合同的意義上由兩個互不相關的民事主體走向結合，形成以訂立客運合同為目的的締約交易關系。在這一接觸過程中，雙方的關系被相互存在的信用因素所維系，乘客相信所選擇的承運主體能夠滿足其需要，并以置身于承運人的經營活動場所從事締約活動的行為方式付出自己的信用。丁某經承運人同意往擇乘車輛上裝放行李的行為，正處于合同成立之前的過程中，其安全信賴利益理應受到承運人的保護。承運車站對此，未盡防范保護之責，違反法律賦予的先合同義務，故其締約過失責任形成。丁某盡可就其基于健康所受到的一切損害進行索賠，不受雙方履行合同所產生的利益的限制。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締約過失責任雖然有其獨樹的特征和價值取向，但其歸責理念卻同歸于民法上的侵權理論。如果將其與侵權和合同違約責任相比較，其最大的區別特征在于“先合同義務”。筆者認為，要在實踐中用好這一制度，需從解讀“先合同義務”入手，只要懂得它對“交易信用”的良苦用心，就不難在這迂回的理念中找到聯系，進而在這片嶄新的價值天地中去感受得心應手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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