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路交通事故人損案件的基本情況

2007年至2009年11月，廣安區人民法院共受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案件396件，審結318件，結案率為80.3%。其中判決結案198件，判決率為62.2%;調解結案69件，調解率僅為21.7%;撤訴51件，撤訴率為16%;

其中，2007年收案111件(含舊存12件)，結案104件，結案率為93.7%;調解31件，判決56件，撤訴17件，調撤率為46.2%;

2008年收案142件(含舊存7件)，結案120件，結案率為84.5%;調解19件，判決87件，撤訴15件，調撤率為28.3%;

2009年截止11月1日止，收案143件(含舊存22件)，結案94件，結案率為65.7%;調解19件，判決55件，撤訴19件，移送管轄1件，調撤率為40.4%(見下表)。

2007年—2009年11月廣安區法院道交事故人損糾紛審理表

年度收案結案判決調解撤訴調撤率

2007年11110456311746.2%

2008年14212087191528.3%

2009年1-11月1439455191940.4%

合計3963181986951

二、道交事故人身損害審判主要特點

(一)受理案件數量逐年增多。2007年、2008年我院受理該類糾紛案件數分別為111件和142件，分別占同期民事案件總數的12.7%和19.2%，2009年統計至11月，就已經超越了2008年全年的受理總數，同期同比增長了27%，該類事故增多有如下幾個原因：一是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車輛普遍增加，新增的商業運營的客貨車和私家車、以及非法運營的摩托車給道路安全增加了負擔，私家車(非商業用途)逐年增多，私家車涉案比例也呈逐年增長態勢，2007年為7.4%，2008年為12.5%，2009年據統計為14.7%。二是交通意識淡漠，違法行為屢禁不止，2009年10月某夜，根據廣安市交警支隊集中突擊檢查的數據，僅廣安城區一夜就查處醉酒駕駛23起。其次，無照駕駛和超速行駛也是比較突出的違法現象。三是縮短了交警調解期限，使一部分可調案件因時限不能而流入了法院。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條規定，“對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的爭議，當事人可以請求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調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取消了之前交警部門調解的訴訟前置程序。《實施條例》第九十五條對交通部門的調解規定了嚴格的時限，“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調解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爭議的期限為10日。”上述規定的目的是為了控制交通管理部門的調解，避免造成久調不解、矛盾激化的現象。因而交警部門調解達成協議的案件數量有所下降，而調解不成的案件則大部分流向法院，增加了法院的受案數。四是保險公司的內部賬務報銷機制使然，保險公司比較傾向于通過硬算硬套的判決，而比較排斥帶有妥協、讓步成分的調解。所以使得一部分涉及保險的交通事故必然地進入訴訟程序。

(二)訴訟標的額逐年增加。2007年我院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訴訟總標的為473.2269萬元，平均每件4.26萬元。2008年為1112.0951萬元，平均每件7.83萬元。2009年1-11月標的額為1233.1181萬元，平均每件8.62萬元(見下圖)。

最近三年道路交通事故訴訟標的額情況表(單位：萬元)

案件標的額的提高主要有如下兩方面原因：一、立法的修改。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頒布以來，無論從賠償義務主體，還是從賠償項目、標準方面，都加大了對受害人的保護力度，大幅度提高了交通事故人身損害的賠償標準。例如，死亡賠償金由原來《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的按事故發生地平均生活費補償十年修改為二十年，以及明確了死亡賠償金不是精神撫慰金，二者屬于可同時主張的賠償項目。二是統計數據的年度自然增長。我們知道死亡(殘疾)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誤工費等賠償項目都與當地城鎮(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純)收入和消費性支出有關，隨著經濟的增長，四川省的各項統計數據也在逐年增加，故據此計算出的標的額也有所增加。

(三)訴訟主體眾多，法律關系復雜，責任認定困難。我院2009年1-11月受理的143起道路交通案件糾紛中，涉及到兩個以上責任主體的占案件總數的78.2%。究其原因，是因為相關部門對車輛掛靠、租賃、使用、出借等方面的管理不規范，交通事故發生后，責任主體往往牽涉到法定車主、實際車主、借用人或承租人、雇傭人、掛靠人等多方人員，保險公司作為第三者責任強制險和第三者責任商業險的承保人亦直接作為共同被告或者以第三人身份參加訴訟。各種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各責任人相關法律知識欠缺，對自身責任認知不足，相互推諉，導致責任分攤不清。

(四)調撤率偏低。2007年至2009年11月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調撤率分別為46.2%，28.3%和40.4%，均沒有過半，遠遠落后于本院的民事案件平均調解率，距離上級法院的考核指標相差甚遠。分析起來，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本院負責承辦該類糾紛的業務庭民一庭人少案多，其不僅負責審判廣安全區以及鄉鎮發生的交通事故，還負責審判傳統民事案件，如：勞動爭議，民間借貸，一般人身損害賠償糾紛，醫療糾紛等疑難糾紛。這極大地削弱了承辦法官對案件的調解精力。二是由于歷經交警調解程序的各方當事人在訴訟程序對成功調解寄予的希望十分渺茫，抵觸情緒十分嚴重，特別是肇事者，要法院一判了之，再讓受害人申請執行的心態也屢見不鮮。三是由于保險公司“青睞”法院以判決的形式結案，為了方便內部賬務報銷，保險公司對調解協議或者調解書的客觀性認可度不夠，所以在以調解參加人參與的訴訟中，保險公司一般都不同意調解，最終造成法定不能調解的局面。

三、對策建議

(一)加大宣傳警示力度，從源頭上降低事故發生概率。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紙、宣傳欄等媒體形式，呼吁駕駛員安全駕駛，行人遵守交通規則，使人們在經濟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法制意識，道路安全意識也得到相應提升。法院還應該送法入學校、社區，加強道路安全法規的宣傳教育，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事故的發生，使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總量得以控制甚至下降。并發動交通事故中的當事人向其他駕駛員、親戚朋友宣傳，以自身教訓做教材，相互帶動和監督，建立“正面引導，反面教育”的兩防機制，使人民群眾知法律，明后果，自覺維護正常的交通安全新秩序。

(二)融合審判力量，打造專業審判。對業務庭的案源予以繁簡分流，在業務庭內設置專門的道路交通事故審判法官，或者成立專門的道路交通事故審判庭，定期組織召開學術研討，積極尋求保險公司，交通警察部門、運輸管理管理部門和其他民間組織機構社會體的支持和幫助，并在各地法院之間，定期開展學術交流活動，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以期在案件的裁量標準和性質認定上取得統一，如我院在交警部門設立的“交通事故調處中心”就實現了人民法院同交警部門的訴調對接，既保障了人民群眾的訴權，又不浪費交警部門先前取得的調解基礎，使一部分案件在交警部門因時限不能達成調解而轉入訴訟程序初期即能實現成功調處。

(三)動員各種調解力量，將矛盾化解于訴訟之外。針對個案的特征，人民法院應積極聯合交警部門，群眾自治基層組織和行政協調部門，對個案對癥下藥。雖然該類案件當事人敵對情緒濃，訴訟標的高，調解難度大，但一旦調解成功，被執行人履行義務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就較強。調解不但能撫平當事人的悲痛情緒，使之盡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也有利于緩解執行壓力，切實維護當事人合法利益。應該說，調解是解決該類糾紛最好的辦法。因此，我院應當充分發揮法官和人民調解員的調解作用，不斷開拓創新，在調解工作中針對新問題發現新方法，努力完善調解措施，借助我院開展“大調解”工作的契機，對該類案件進行專項調解研究，使更多的道路交通事故糾紛成功調處在訴前調解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