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民營經濟隊伍日益壯大，其夫妻財產關系呈現出復雜化和多樣化的趨勢。夫妻共同財產在數量、種類、結構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為夫妻一方在離婚時，私自處分共同財產，侵占另一方的財產權益創造了條件。《婚姻法》修正案第47條規定：“離婚時，一方隱匿、轉移、變賣、毀損，或偽造債務企圖侵占另一方財產的，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對隱匿、轉移、變賣、毀損夫妻共同財產或偽造債務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離婚后，另一方發現有上述行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財產。”但在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夫妻共同財產的隱匿與轉移?女方對男方隱匿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的質證為何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在離婚訴訟過程案中究竟哪些與社會性別有關的因素影響女性的財產權利?這是《婚姻法》修正案自2001年4月實施以來遇到的新問題，也是迫切需要回答解決的問題。

夫妻財產制是規定夫妻財產關系及相關問題的法律制度。包括夫妻婚前財產、婚后所得財產的歸屬、管理、使用、收益和處分;夫妻債務的清償、共同生活費的負擔;婚姻終止時夫妻財產的清算和分割等內容。在夫妻財產制的諸多內容中，最重要的核心內容是婚前財產和婚后所得財產的所有權歸屬問題。

2001年4月中國實施的《婚姻法》修正案規定了三種夫妻財產制度，即法定財產制、約定財產制和個人特有財產制。《婚姻法》第17條規定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法律雖然規定了夫妻財產權利平等，但事實上很多婦女的財產權利都成為離婚過程中的脆弱環節。金一虹通過對法院365份卷宗和個案分析發現，房產分割，女性處于明顯劣勢;子女撫養，重負更多地落在女性身上;生產經營性資料和經營權的爭奪，女性極難獲勝;婦女對共同財產的主張常得不到支持;女方因種種原因放棄了應享權益，在放棄權益的前提發生變化后，常常得不到相應權利(金一虹，2002)。

在離婚夫妻財產分割中，最能充分體現兩性權力關系的本質以及他們對家庭財產的實際占有、處分的權力分配。因此，本研究選擇了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胡海英訴李鐘鳴離婚案，作為新婚姻法頒布實施后中國大陸最大一起財產糾紛離婚案，胡海英離婚案曾經引起廣泛關注。2001年4月20日，胡海英向有管轄權的哈爾濱市南崗區人民法院遞交了離婚起訴書，要求解除和李鐘鳴的婚姻關系，撫養女兒，并依法分割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共同財產。2001年11月13日，南崗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婚生女隨李鐘鳴生活，胡海英每月負擔撫養費200元，一處使用面積28平方米的公產房由H女承租居住。對雙方有異議的兩處火鍋店、一個實業公司、三處房產、三輛車因有案外人主張權利，被判另案處理。被判兩手空空的胡海英對撫養權及財產劈分提出異議，于2001年11月14日，向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2002年4月12日中級人民法院下達民事裁定書，決定中止本案審理，財產爭議另案訴訟完畢后，再恢復本案審理。2002年5月，胡海英起訴至南崗區法院，要求依法確認哈爾濱宏鳴火鍋店(宣化店、復華店)財產所有權。一審已經確認胡海英為這兩家火鍋店的財產所有權人，男方不服提起上訴，目前此案正在確權的二審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