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石*強(男)與程*玲(女)登記結婚。2004年6月，程*玲以丈夫石*強對其使用家庭暴力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與石*強離婚。程*玲稱在共同生活的三年中，石*強經常對其進行辱罵、毆打。程*玲用2004年5月23日至6月28日在其離家出走期間丈夫給自己發的手機短信，作為證據證實被告對其進行威脅、恐嚇。審理中石*強稱，其夫妻婚后感情很好，其并未實施暴力。并稱妻子性格犟，但夫妻感情并未破裂，不同意離婚;并表示在今后的共同生活中加強對妻子的關心和理解。

【法院判決】

法院審理認為，原被告結婚，雙方婚姻基礎較好。石*強雖然承認在婚后的一次爭吵中，因不慎導致程*玲撞在門框上使得右臂紅腫，但否認毆打過妻子。石*強認可手機短信是自己所發，但手機短信內容均為向妻子道歉并請求其原諒，請求妻子回家，決心改正錯誤及表白自己情感的言辭。并非對原告威脅、恐嚇，原告并未反駁。綜上原告以被告對其實施家庭暴力為由，要求離婚證據不足。且庭審中被告亦以誠懇真摯的語言短信請求諒解。由此可見，雙方感情并未破裂。只要雙方在今后的生活中珍惜夫妻感情，互敬互愛，互諒互讓，相互理解，努力協調家庭關系，各自改正缺點和不足，雙方是可以和好的。據此，法院依法駁回原告離婚的訴訟請求。

【律師評析】

由本案引發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在庭審中手機短信的效力到底如何?在目前法律實踐中運用的電子證據中，手機短信是可以作為證據的，但是證明效力的確定非常困難，亦不能單獨作為定案證據。原因如下：一是法院從通訊商處調閱手機短信內容，不具有強制調取的權利;二是手機號碼尚未實行實名制度，短信清單只能證明某個號碼發出了短信，但證明不了該短信是某個特定人發送的。基于手機短信的易修改、易編輯的特性，同時，受網絡、環境、技術、設備等多方面的影響致使其容易出錯，因此短信作為證據的真實性、可靠性是其具有證據證明力的重要方面，也是其被審查的主要內容。隨著手機的普及，手機短信已經成為重要的聯系方式之一，很多當事人以手機短信作為呈交法院的證據。結合多年積累的實踐工作經驗，筆者提示當事人：在利用手機短信作為證據時，務必要注意以下幾點：

1、要有證據證明該手機號碼確屬對方單獨所有，且不存在被盜取、錯發短信的情況;

2、要證明手機收件箱中短信應屬只讀文件，不能修改。否則證據效力將大打折扣甚至喪失;

3、短信是間接證據，因此當事人要盡量多的提供對自己有利的其他證據，使之彼此印證。所有證據均保持一致性，形成完整、有效、嚴密的證據鏈，這樣就比較容易達到證明事實存在的效果;

4、可以對短信進行必要的公證。當事人可以請公證機關對手機短信予以公證。經過法定程序公證證明的法律行為、法律事實和文書，人民法院應當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但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公證證明的除外。為了防止手機短信滅失或以后難以取得，起訴前，可將手機短信進行公證，以證明客觀事實的存在;

5、可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后難以取得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請求人民法院以勘驗、制作筆錄等方式將短信內容固定下來。為了避免手機短信的滅失，在提起訴訟后，可向人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

6、取證手段要合法性，取證環節要完整。即證據的收集方式、程序等要合法，不得侵犯他人隱私權及其他合法權利，盡量使證據的形成不存在瑕疵。證據作為事實的載體，必須與事實具有很大程度的關聯性，才能夠起到證明事實發生的作用。如在離婚案件中要通過證據證明夫妻感情確已破裂，首先該證據的內容要與感情破裂的事實有關。無論何種類型的證據，法院如果要采信該證據，該證據則必須與所證事實本身有著必然的、直接的聯系。在本案中原告程*玲提供手機短信作為丈夫石*強實施家庭暴力的證據，且不說短信在形式上的證明效力，她所舉出的手機短信內容均為石*強道歉并請求其原諒，請求妻子回家，決心改正錯誤及表白自己情感的言辭，僅從證據的內容上來看，無法證明夫妻感情已經破裂，無和好可能。恰恰證明被告真心悔過、多次主動請求諒解的事實。本案作為證據的短信與原告所要證明的事實大相徑庭，自然不能證明程*玲所述事實及離婚主張，顯然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律師提示】

證據一定要和所證明的事實之間存在必然、直接的聯系。手機短信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但是不能單獨作為定案依據。當事人在使用短信作為證據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手機短信的幾大特點，避免提供有疑點的手機短信。同時手機短信最好與其他的證據相互佐證，這樣才能充分達到證明自己所述事實的效果。假若在重要短信收到后的最短時間內進行公證，或在訴訟后申請證據保全，對于保存證據和提升證據的證明力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