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和實踐上看，盡管刑法第20條第3款的規定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由于立法的疏漏，造成不少在司法實踐中不好把握的問題。因此，合理地界定“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范圍，就顯得極為重要。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凡是論及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的學者，均不同程度地論述了該問題，但是，對其中的一些問題上存在著相當的分歧。之所以如此，既是立法技術的欠缺所致，也與學者看問題的角度、對立法精神把握的正確程度等有相當的關系。我們認為，如果從實質意義上理解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的可以實行特殊防衛的犯罪范圍，僅須對其中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進行科學的解析即可，無必要對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諸犯罪的問題作過多的糾纏。但是，從適用刑法的準確性及提升司法的科學性而言，對這些問題作出準確、科學的說明則是完全必要的。對于刑法第20條第3款的規定的合理性，多數學者給予肯定，但也有一些學者敏銳地意識到該規定的不足，認為其有導致公民防衛權的濫用等危險①。我們對此持贊同意見。因此，在理解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的犯罪的范圍上，應當注意立足于實踐的需要并在準確把握立法精神前提下對其作合理的限制。具體而言就是，凡是可以實行特殊防衛的犯罪，必須是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②。下面對有關問題進行研析。一、“行兇”犯罪的范圍對于“行兇”的含義，學者們有較大的爭議。有的學者認為，行兇的含義十分寬泛，難以界定，刑法采用行兇一詞，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應當對行兇的含義加以限制解釋，限于使用兇器、對被害人進行暴力襲擊，嚴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③。有的學者認為，“行兇”是指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以暴力手段實施的、構成犯罪的行兇。基此，對未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非以暴力手段實施的，或者尚未構成犯罪的行兇進行防衛的，均不能適用刑法典第20條第3款的規定。同時強調，行兇并不限于使用兇器，某些未使用兇器的行兇行為，比如，在不法侵害人的人數、侵害能力與被害人或者防衛人的人數、防衛能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行兇行為，同樣也具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性質，對之自然可以依法進行特殊防衛，否則，也不利于保護被侵害人的合法權益④。有的學者認為，因為第3款列舉的幾種犯罪已把“殺人”專門列出，從法條文字排列看，“行兇”在前，“殺人”在后，無疑這里的行兇，是指故意傷害，包括故意傷害致死⑤。有的學者不贊成“行兇專指傷人”的解釋，認為，行兇包括傷人和殺人，而且實踐中大量的行兇具有或殺或傷他人的擇一故意⑥。誠如有學者所言，“行兇”的含義十分廣泛，立法者將其作為一個法律用語規定在刑法中是一個缺陷。但是為了司法，就必須對其在刑法上的含義作出科學的說明。從詞義上講，“行兇”是指傷人或殺人；從行兇人的主觀上看，有的是明確以傷人為故意的行兇，有的是以明確的殺人為故意的行兇，有的是傷人、殺人兼有的行兇；從形式上看，雖然行兇一般是以暴力的方式，但有的采用一定的兇器行兇，有的未采用兇器而是赤手空拳行兇；從后果上看，有的行兇僅造成人身的損害，其程度有的很輕微，有的則很嚴重，有的行兇造成人的死亡，有的造成人員的或傷或死，等等。那么，究竟刑法上“行兇”是哪一種呢，很難作一言以蔽之的回答。首先，應當是以暴力形式實施的嚴重危及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行兇，唯此，方能符合刑法規定可對“行兇”犯罪實行特殊防衛的立法精神。那么，是否由于“行兇”后面緊接著規定了“殺人”的犯罪行為，就可以將故意殺人行為從“行兇”中排除出去呢？我們認為，如果能夠判明犯罪分子行兇只是出于明確的殺人故意，不管是直接故意殺人還是間接故意殺人，當然就可以將該種情況排除于刑法中的“行兇”的范圍之外。但是，實踐中也確實存在著一些犯罪分子主觀內容不明的情況，即其究竟是單純的傷人還是單純的殺人，無法判明，有時連犯罪分子本人自己在當時的具體環境中主觀上也未必意識得到。這即是具有或傷或殺的不確定故意。這種情況顯然不能視為是“殺人”，因此，仍然留在“行兇”的含義內。再者，“行兇”是否一定要限于持兇器進行？恐怕不夠妥當，因為，實踐中的確有些行兇行為是未使用任何器械進行的，對人的生命和健康同樣造成嚴重的危害。總之，我們認為，刑法上“行兇”，是指以暴力形式實施的嚴重危及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犯罪行為，而不管行兇是否使用兇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