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事訴訟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條文并未對刑事見證人概念予以規(guī)定，在理論界大多數(shù)學者對刑事見證人的定義沿用2001年12月18日頒布的《俄羅斯聯(lián)邦刑事訴訟法典》的概念，該法典第60條規(guī)定：“見證人是與刑事案件的結局無利害關系并被調查人員偵查員或檢察長邀請來證明進行偵查行為的事實以及偵查行為的內過程和結果的人員”，即認為見證人是與案件事實無關而被辦案機關邀請在辦案現(xiàn)場觀察并監(jiān)督訴訟活動或偵查行為進行的全過程，并在必要時為此作證的人。

一、刑事見證人制度的法理基礎

刑事見證人制度是為了防止偵查機關在偵查活動中濫用偵查權、公民的合法權益而產生的一種“限權”手段，是保障程序的公開和社會公民充分參與的必然要求。在特定的刑事訴訟活動中，見證人是不能缺少的。見證人是否參與這些特定的刑事訴訟活動將對這些活動的合法性產生一定的影響。見證人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充當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見證人制度作為一種訴訟法律制度，以法律的規(guī)定為其存在的必要且充分條件。

其法理基礎依據(jù)在于：

1.程序正義性。刑事見證人對特定訴訟行為的過程和結果進行觀察、監(jiān)督和證明，在于讓公民充分享有偵查過程中的參與，受執(zhí)法機關裁決結局影響的公民平等主體地位，積極表達自己的意見，平等地進行理性的辯論、說服和交涉，并對裁決的結果發(fā)揮積極的影響，不是被動地等待執(zhí)法機關對自己權益的判定。

2.權力制約性。執(zhí)法機關對整個執(zhí)法現(xiàn)場的過程進行觀察，監(jiān)督偵查行為，證實該訴訟行為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如果刑事見證人在觀察過程中發(fā)現(xiàn)任何違法的行為，可以對執(zhí)法機關提出意見，并且把意見寫入見證筆錄，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辦案人員濫用權力、違反程序等現(xiàn)象發(fā)生，大大促進了訴訟的公開和透明，從而減少權力的濫用，確保法律實施的權威性。

3.人權保障性。刑事見證人以法定的身份、法定的權利、法定的程序有效地參與偵查活動，將偵查機關訴訟活動的過程和步驟盡收眼底，對偵查行為進行證明和監(jiān)督，這不僅是對刑事見證人這一特定訴訟參與人的權利保障，同時也是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的保障，對偵查人員的訴訟行為產生積極的影響，督促辦案機關更加客觀地對待案件事實，以便控訴和審判公正地進行，實現(xiàn)人權保障的有效性。

二、不同法域對刑事見證人制度的不同處遇

1.排斥見證。英美法系國家普遍不重視見證人制度，對執(zhí)法人員的現(xiàn)場勘驗、檢查或搜查扣押等行為，法律對執(zhí)法人員的執(zhí)法行為有著嚴格的程序性規(guī)定。在這些國家中，對現(xiàn)場勘驗要求偵查人員簽名，對扣押物要做標示，被告人對扣押物或勘驗筆錄有疑問，則筆錄制作人必須作為證人出庭并證明筆錄的真實性，扣押物或筆錄才能成為證據(jù)。而出于對犯罪偵查保密的需要，法律一般不要求有見證人在場，如在美國，為保護犯罪現(xiàn)場，只有被特別授權的偵查人員和官員才被允許進入犯罪現(xiàn)場。

2.自由見證。大陸法系國家對刑事見證人制度作為一項輔助性制度，以法國、德國、我國臺灣地區(qū)為代表。其主要特點是強調利害關系人的在場見證，輔之以見證人的見證。對當事人在場見證的實施又有一定的靈活性。如法國規(guī)定搜查應當在有參與了犯罪嫌疑的人在場時，或者在涉嫌持有某種物證的人在場時進行;如果嫌疑人不在場，則應當有兩名證人在場，才能進行搜查。我國臺灣地區(qū)更多的是強調當事人的在場作用，而見證人的見證只是起一個補充作用。

3.強制見證。這種模式主要以我國和俄羅斯為代表。我國刑事訴訟法律規(guī)定在偵查程序中規(guī)定搜查、扣押等，“應當”邀請見證人的參與。俄羅斯刑事訴訟法典第70條規(guī)定，偵查機關在實施勘查程序時，除特定情況外，必須要有兩名見證人在場，而且此規(guī)定適用于搜查、扣押等程序。此模式的設立，強調第三方的中立性，不太重視當事人的監(jiān)督作用。此外，我國也兼具“半強制性見證”特點，如在刑事送達程序中規(guī)定，在收件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絕接收或者拒絕簽名、蓋章的時候，送達人“可以”邀請他的鄰居或者其他見證人到場，在送達回證上寫明拒絕的事由、送達的日期，由送達人簽名，即認為已經送達。

三、刑事見證人的法律地位

(一)刑事見證人的權利和義務

1.刑事見證人的權利。公民在被邀請作為見證人時，有權要求辦案人員出示證明自己身份的證件或相關文件。這實際上也能起到對偵查活動的監(jiān)督作用，可以促使公安機關規(guī)范執(zhí)法，維護執(zhí)法活動的嚴肅性。

見證人有閱讀筆錄的權利，當認為筆錄內容與自己的所見所聞一致時，有權拒絕簽字。在搜查，扣押物證、書證等刑事訴訟活動中，見證人除了應該仔細觀察偵查人員進行訴訟活動的過程之外，還應認真閱讀筆錄，核對有關情況。

見證人對辦案人員進行的這些特定的訴訟活動有監(jiān)督的權利，對訴訟活動中的違法違紀行為有權檢舉和控告。監(jiān)督是見證人參與這些特定刑事訴訟活動的一項重要權利。如果偵查人員在這些刑事訴訟活動中違反法定程序，或者拘私舞弊、隱匿證據(jù)，或者藏贓吞贓，或者強迫見證人在不實的筆錄上簽字時，見證人有權向有關機關檢舉和控告。

見證人對因參與刑事訴訟活動而引起的經濟損失，有權要求相應機關給予適當?shù)难a償。例如，見證人因見證整個訴訟活動的過程而造成的誤工或者見證人因出庭作證而支出的差旅費用，相應機關都應給予見證人一定的經濟補償。

2.刑事見證人的義務。一個普通的公民一旦被邀請作為見證人后，他就會參與到一些特定的刑事訴訟活動中來。這樣，相應的義務也會因其參與刑事訴訟活動而產生。

見證人有保守秘密的義務。在有些訴訟活動中，當案件事實尚未完全查清之前，與案件偵查相關的情況亦不能對外公開。此時，見證人應該保守秘密。例如，在現(xiàn)場勘查中，偵查人員是否提取到痕跡物證，受害人是否死亡以及在現(xiàn)場聽到的偵查人員之間與案件相關的討論;在搜查中，偵查人員起獲了多少贓物，贓物具體是什么東西等等這些內容在案件尚未偵破時，見證人應該對此保守秘密。

必要時，見證人有出庭作證的義務。如果需要見證人向起訴機關或者審判機關說明偵查人員獲取相關證據(jù)的過程的情況時，見證人有可能出庭作證。

(二)刑事見證人與相關訴訟參與人的區(qū)別

1.見證人與當事人。當事人是與案件爭議的事實和處理結果有切身利害關系，以自己的名義提起或參加訴訟，在訴訟中處于控告或被控告地位的訴訟參加人。而見證人與案件沒有任何利害關系，是受司法機關邀請，到現(xiàn)場對一定的偵查、執(zhí)行行為進行觀察、監(jiān)督、作證，只對被邀請參加見證的事實起證明作用。

2.見證人與證人。有學者提出刑事見證人是“特殊的證人”，筆者比較同意這一觀點。因為見證人在刑事訴訟活動就具有“先見后證”的作用，而且在審判中一旦被求出庭，其身份就轉變成為證人，同時也就具有了與普通證人相同的訴訟地位。不同的是兩者所要向法庭證明的對象不同，普通的證人是為了證明與犯罪有關的事實，而見證人作為證人是為了證明偵查人員進行訴訟活動的合法性。見證人與證人還是有著嚴格的區(qū)別，表現(xiàn)為：

第一，證人具有特定性，而見證人具有可選擇性。《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一款規(guī)定：“凡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證人必須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因此具有特定性，那不知道案件情況的人是不可能成為證人的。而見證人一般是偵查人員在進行訴訟活動的現(xiàn)場臨時選擇和邀請的，并不要求他了解案件情況，也就是說偵查人員選擇和邀請公民作為見證人時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可選擇性，幾乎現(xiàn)場的任何旁觀者都有可能被邀請作為見證人。公民被邀請成為見證人后，他就成為了了解有關訴訟活動的特定人，這與證人又有著相似之處。但見證人所了解的只是偵查人員進行訴訟活動的情況，而非案件本身的情況。

第二，二者訴訟地位不同。我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證人是訴訟參與人，具有重要的訴訟地《刑事訴訟法》和《規(guī)定》以及其它相關的司法解釋中對證人資格、證人的權利及義務都做出了詳細的規(guī)定。見證人雖然是刑事訴訟活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其并不是訴訟參與人，因此也就不具備相應的訴訟地位。

第三，二者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證人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因此，證人向法庭陳述的是與案件情況有關的內容，證明的是案件事實。而見證人并不知道案件情況，只是在一種非常偶然的狀態(tài)下被偵查人員邀請“見證”相關刑事訴訟活動進行的全部過程，他在法庭上不可能憑借自己的記憶將自己在現(xiàn)場的所見所聞全部陳述出來，而只可能是向法庭陳述當時的所見所聞與偵查人員所做的筆錄內容一致，以此證明偵查人員在進行這些特定的刑事訴訟活動時激請了見證人，而且見證人觀察并監(jiān)督了全部刑事訴訟活動，亦即證明偵查人員進行這些特定的刑事訴訟活動的程序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