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學珍藏有康熙年間“新安人”謝*一的一份商業經營合同書，原文如下：

立議合同汪*長、謝*一，向因兩家各有綢布店業開立漢鎮，歷年收看客貨，以致獲利艱難。今兩家情同志合，議請謝*武兄坐莊蘇州，置買綢布等貨。開單下蘇，公同酌議：各開各店應用之貨，以便配搭發賣;所買之貨來漢，照單均分，毋得推諉;在漢置糧等貨下蘇，得利照本分息。在蘇對會親友銀兩置貨，倘貨未到，兩會票先至，各照來信會票應付。其有貨來，或要多收者，照蘇原價加利三厘錢，以補少收之家。又，在漢兩店來往，議定現兌銀兩，加利五厘錢。庶彼此通融而攸遠矣。但兩地買賣貨物，不得徇私肥己，倘有此情，神明鑒察。今欲有憑，立此合同二紙，各執一紙存據。

計開：

一議謝*武兄俸金九五色銀三十兩

一議公賬之銀無得代親友買物

這份合同書文字不長，卻內容豐富，從中可以看到，康熙年間徽-商在經營上已有以下特點：

吳-楚貿易成為徽-商重要的貿易活動。吳-楚之間，除了有長江中下游天然黃金水道的便利交通運輸外，更有極大的物貨盈缺互補。入清以后，蘇浙的經濟已主要是鹽業和棉布業，尤其是作為吳地重鎮的蘇州，在康熙年間，就已成為全國的棉織業中心，棉布是其主要的商品資源，糧食卻不能自給;而位于長江中游的楚地則早已是天下公認的糧倉，是長江下游地區糧食的主要供給地，兩地的糧價之差高達50%—100%。因此，兩地互通有無，開展貿易，獲利巨大。本合同書所反映的正是這種貿易。

行商坐賈結合，經營方式日趨成熟。徽-商的經營，最初多是家無定居的行商，明以后，寓籍或寄籍的坐賈才大量出現。在清以前，行商和坐賈在徽-商中基本上是分離的，行商、坐賈結合一體，相依而用、相附而成，主要是入清以后的事情，本合同書就是典型的一例。行商和坐賈由同一個經營主體、在同一時間內、于同一經營過程中實現了內在有機地結合，坐賈的利微因接受了行商的大利而為之改;行商的風險則因分解消化在坐賈的穩定之中而無存。這種變革，反映了徽-商在經營方式運用上的成熟，由之帶來的必將是經營規模和業績的大幅攀升。

講求眾志協和，注重建立商業聯系。徽州是個宗族社會，徽-商宗族觀念很重。但徽州又是“禮儀之邦”，徽-商鄉誼觀念又很強，不同族人在共同的經商道路上，講求“眾志協和”，“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本合同書就是對此的一個典型說明。

合同書上的兩位當事人，在漢口的同一條街上開同一種的店，本身就該有同行相斥的嫌疑，更何況又彼此存在了“歷年”“獲利艱難”的現實。對此，他們兩人考慮的不是如何相互排斥、作對，而是怎樣團結協作，尋找出路。于是，他們先是將兩個本是相互分離、獨立的店號并聯起來，構成一個聯合體;再由此聯合體派生出一個屬兩家共有的易地經營機構，負責人由兩家共聘，給予俸金，既承擔貨物采購、供應站的職責，又擔負貨物受納、經銷站的任務，當然這其中必然還包括信息的收集、傳遞及反饋等;最后是構建一個三點組成的商業經營熱線聯系，擴大經營的范圍和內容，提高經營的質量。可見徽-商在經營形式上的成熟。

有比較完善的商業合同，契約意識很強。徽州本是個契約社會，歷史上留存至今的各種契約文書就達二十余萬件，其中就有不少商業方面的協議合同書。但就目前已發現的商業合同書看，清以前的主要是有關資本合作入股的合同書，所要解決的只是資本的來源問題，議定的也主要是股利關系原則。而本合同書則是就如何開展經營上的合作而制定出的，協議面廣，內容具體細化，既全面貫徹了理性嚴肅的商業原則，又不乏通融靈活的人情常理。這些都充分反映了徽-商在制定商業合同問題上的成熟和完善。特別是合同書上就如何保證“兩地買賣貨物，不得徇私肥己”問題，只用了“神明鑒察”4個字，深切透露了徽-商對契約合同的神圣性及自覺遵守的必然性的充分確認與理解，反映了徽-商一種極強的契約價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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