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而是交付本身即是這種意思表示的表現形式，合意與其表現形式是截然有別的。同時，如果承認交付為一個法律行為，而又含有移轉所有權的意思表示，則其只能為物權行為。這樣又“形成次一級的‘物權行為’，如此循環往復，只能導致無窮無盡并且無意義的理論抽象。”

在實踐中，我國《合同法》第133條規定：“標的物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移轉，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這里的“交付”很明顯是指占有移轉，我們不要人為地對其加以抽象，說交付包含“所有權移轉的合意”，交付僅僅是意味著所有權的移轉而已，而其本身并不是所有權的移轉，只是占有的移轉。很多學者也是這樣定義交付的。

(二) 交付在動產所有權移轉中的地位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知，交付應該作“移轉占有”理解。如果僅僅局限于所有權移轉中的這一點而言，交付也并無太大的意義。而在實際中動產所有權的移轉并非只有此一環節，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這一過程一般來說依次經過債權行為、物權行為和交付。在此過程中物權行為獨立存在問題各國看法不一。我們前面已提到，法國、奧地利明確無物權行為的概念，只是德國法加以明確規定，瑞士在此問題上態度不甚明了。根據我國臺灣地區的學者的闡述，臺灣民法典是承認物權行為的。而我國大陸地區還未制定民法典，也無系統正式的物權法，但從學者們的討論中可以看出，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承認物權行為的存在。我們從一些學者的論著中可知，物權行為是抽象的，然而，正是這一抽象的概念使得民法中一重要理論體系(法律行為理論)得以建立，沒有物權行為，法律行為理論體系就會失去半壁江山，是不完全的。可以說有了物權行為，民法相關理論和制度會更完善，沒有物權行為，雖然有些制度照樣運行，但有些卻無法得到解釋(如物的拋棄)。既然承認物權行為無甚不利，我們不防姑且承認之(承認物權行為的存在不意味著就承認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

如此，則動產所有權移轉中如前述，存在三個環節債權行為、物權行為和交付。但這三個環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密切相關的。首先來看債權行為和物權行為。我們承認物權行為的獨立存在并不否認物權行為和債權行為在事實上的緊密相連。在一個有效的所有權移轉中債權行為的合意和物權行為的合意應該是相同的一致的。無論是作為基礎行為的債權合意還是作為履行行為的物權合意，都是為了最終實現所有權的移轉，相異者這是此種合意在不同的法律行為中產生的效果是不同的。如果債權合意與物權合意不一致則產生兩種情形，要么變更原債權合意，要么構成違約。前者當然又在新的基礎上達成一致，而后者則是一種違反法律的行為，不發生所有權的移轉。同時，即使是德國學者也“不否認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之間的事實因果關系，拉倫茲認為，物權行為在其效力和效果上‘獨立于原因行為，但并非在其他任何方面均與其原因行為相獨立，它不可能與指明其履行目的或履行原因的債權行為毫無關聯。”其次再看物權行為和交付。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可知，物權行為是抽象的，從其一產生就與交付不可分割，因為抽象的東西是無法表達于外的，必須借助一定的外在形式，而在動產所有權移轉中，交付就是其自然的外在表現。在薩-氏那里交付契約本身就含有所有權移轉的意思表示，只是其后的學者把二者獨立開來，但仍然是緊密相連的。實踐中，動產所有權移轉的物權行為和交付往往是合二為一、同時發生的，交付的完成即意味著所有權的移轉。最后從整個過程來看，債權合意與物權合意是一致的，而物權合意又是抽象的，需要借助于交付這種外在形式將所有權移轉的意思表示公之于眾。從這個意義上說，動產所有權移轉的三個環節是三位一體的，最終歸結于交付。可見，